编者按：对于津市的过往辉煌，我们曾听父辈们自豪地说起，但是津市文史资料散落各处或早已遗失，还没有成体系的完本，年津市地方政府整理出集了《津市志》，是对津市文史资料的重大贡献，但是日新月异，新的历史资料又陆续发现，我们查漏补缺进行补充。这次，我们在冯玉祥将军的自传《我的生活》中明确查找到，冯玉祥将军亲口对民国时期津市繁华的描写，振奋人心，实为不可多得的近代名人对津市的亲历，在此我们与诸位共享。
见文之前，唯恐文字苦涩，难以想象津市当年的繁华，我们给大家提供一张“津市江南会馆戏台”（年腊月二十七，芬兰大主教HannuHaahti摄影）的民国旧照，戏台勾心斗角，匠心独运，工艺高超，戏台前人流攒动，用此照片来佐证民国津市的辉煌，当年冯玉祥将军所言不假。
▲“津市江南会馆戏台”（年腊月二十七，芬兰大主教HannuHaahti摄影）
我的生活
冯玉祥（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冯玉祥（年11月6日－年9月1日），字焕章，原名基善，原籍安徽省巢县（今安徽巢湖市），生于直隶青县（今属河北沧州市），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西北军阀。有“基督将军”、“倒戈将军”、“布衣将军”称号，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系国民政府抗战青天白日勋章、美国总统二战银质自由勋章、国民政府首批抗战胜利勋章三大抗战勋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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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在常德）—第二十五章节选我们的队伍从武穴开拔，先驻石首。附近有曾尚武一支兵，因为响应南军，弄得饷源断绝，官兵们在民间不免做些抢劫的事，变成流寇相似。我在武穴通电主和，曾尚武就派人和我接洽，要求我把他们收编。我到石首，即答允他的要求，改编为一营，弟兄们都是鄂西人，训练了若干时候，便为很好的队伍，派在石首驻防。曹仲三等听说我收编了这批人，非常不高兴，闹了很久的别扭。
从石首又进驻公安。刚刚到公安，临澧镇守使王振亚连电向我告急：说胡瑛、周则范向他进逼，危急万分；一面又致电政府和曹仲三。政府和曹仲三也是左一电，右一电地催我赴援。后来我派侦探打听，知道胡瑛等已退至常德，我方率部进至津市。
津市是一个富庶的鱼米之乡。街道店铺规模颇大，胜过河北、山东的府城。王振亚在这里闹着一个银号，发了数十万的纸币，门上贴布告，不准兑现。他用这种纸币办大批的米，大船大船地运到汉口出卖，赚了现钱，回来又印发纸币。因此人民颇为衔恨，我到了津市，和他谈话，我说：“我们的弟兄到贵地，用现洋在街上买东西，找回的零头，七角八角的，都是你银号里发的不兑现的票子，怎么带到别的地方去花?你看这事怎么办?”他就笑了。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请我的军需和他的军需去商量，必定可以设法的。我们队伍刚入湖南界，总要和对方避免闹意见才好，所以也只好由他去了。原来他对于外来的军队却是很客气的。
王振亚是前清的举人出身。他镇守使署有着几营人，几营的官长，都是他的子侄充任。我真不明白他是在办国事，还是在办家事。过了二年，王振亚即被他的镇守副使卿衡所杀，财产亦倾荡无余。这种结局，是必然的，一点都不足怪。
三月初我又接到进攻常德的命令。队伍没出发，胡瑛和周则范部又围攻澧县，不久又忽退去，我即率部跟踪至澧县，经临澧而进向常德。此时最感困难的，就是运粮的运输问题。由澧县到常德一路，尽是稻田，所走的就是弯弯曲曲窄狭的田埂，再无大路可循。从后方把蒸好的馍馍烙饼运到前方，至少得两天的工夫，赶到了目的地，食粮都已发酵，馊的不堪入口了。我常常想，不但开发富源，繁荣农村，必先须发达内地交通，就是单从国防着想，建设全国的交通网，也是刻不容缓的急务。遍地都筑起铁路，暂时当然不易办到，但修筑公路，倒并不是一件难事。如果全国公路网完成，那对于经济文化，以及军事方面将起如何的作用?(可是还必须自己办汽车制造厂，自己开汽油矿，否则还是害多利少。)这时我就立下决心，要在我国人的能力范围之内，进行这事。后来我到处利用工兵修路，极力提倡辟筑公路，都是这时的刺激所促使的。
▲南城及水星楼的争夺，守军用重机枪与来犯的日军作战
途中，我接到署理常德镇守使的命令。到了临澧，即委邓鉴三先生为临澧县知事。鉴三先生名长耀，为河北镇海县人，自幼饱读诗书，生长于农村，深知民间疾苦，医院学医，卒业后任二十四团第三营军医长，后于绥远调到廊坊为我们第十六混成旅军医官，是我早年最膺服的一位师友。我请他为亲民之官，料他必能胜任称职的。他在临澧两年，果然政绩卓著，很得人民的爱戴，到后来他卸任的时候，人民都烧香，放爆竹欢送他。他在任上，颇有些可记的事。因为医学很好，他坐堂问讼的时候，看见告讼者面黄肌瘦，或是有病的样子，他就把讼事摆到一边去，给他们诊治，细细询问病征，而后开了方子，请他们照服。和他们说：“你的官司是没关系的事，还是身体要紧，你应当快快把身体弄好。”乡民常感苦痛的就是无处问医，现在这位知事大人自己要替他们医病，心里怎不感激?仁义所被，久而久之讼事也少起来了。他又常常下乡走动，看见哪家有女孩缠着小脚，他就坐在哪家门口不走，见了那女孩的父母，就千言万语地谈说缠足的害处，一定要把人家说得服了心，把他女孩解了缠布，他才罢休。又提倡戒赌、戒烟，也是挨家挨户地去说道理。这样，不用政令，只说道理，所以各项事都办的特别有效果。还有一件事，我有一位本家孙子，从家乡跑来找我。我是素来不肯用本家，用乡亲的，除非真是贤者能者。鉴三先生那时正要赴任，就把我这本家要了去。我请他好好管他，不能放纵他。哪知邓到任上，就放他做科长。邓的做法太清廉，使手下人大感失望。一天，邓在屋外散步，听到屋子内几位科长在谈天，说像县长这样的弄法，只是顾他自己博一清官的名声，我们将来连裤子都落不着。邓听见这话就是我那个本家说的，当即毫不留情，把他赶走。他到长沙，又冒用我的名义，在省长那里弄一个警务长的官儿，一放仍是放到临澧。他耀武扬威地去接差事，意谓你把我撵走，我自有本事来做官，看你还敢管我不敢?鉴三先生看见他来了就说：“像你这样不学好的青年，不管你是走的什么门路，我这里反正不要你!”毅然决然地把他押解出境，决不因为是我本家的缘故，而对他有所姑息。这种公正严明，有胆有识的作为，实在叫人敬佩。——这都是后来的话，叙过不提。
那正是炎热的暑天，我率部向常德行进，一路甚感困顿。一日行至距常德二十里的梁山地方，大家停下来歇午。我那时因出汗太多，在山脚下找到一座小茶铺，有个天棚，异常凉爽，就把两张桌子并拢，铺上被单，躺着乘凉。一觉醒来，忽然四肢不能转动，两臂尤其感觉酸疼，急忙找军医来看，吃了药，出了透汗，才慢慢见好。后来有一次我在豫西一带视察，在确山县西十二里的一个小村上休息，和当地一个老人谈话，我问他有儿子否，他指着旁边一个瘸子，说：“那不是。”问他怎么残废，说是大汗之后，在堂前睡觉，吹了过堂风，醒过来就腿痛，一直没有治好。大汗淋漓之后，当风睡觉，最易受风致病，其危险如此。
六月下旬到达常德，那时胡瑛等部已退至辰州。我住在城外一座大庙里，打听到胡瑛的老太太还住在城里，没来得及走掉，改了陈姓。我就派副官长宋良仲拿四百元去买了些家庭必需的用品，带着我的名片，去看她老人家，以表慰敬之意。后来胡瑛听说，自己从辰州坐着轿子来看我。我们原是熟人，我笑着问他：“你大胆地到这里来，到底带了多少人?”他说：“我把我的全军都带来了!”所谓全军，只是四个手枪队而已，两下大笑了一会儿。
▲我军与日军在常德城内巷战
常德临着沅江，也是个很大的鱼米之乡，又常常下雨，土地特别潮湿，因此连贫穷人家的房屋也装着地板。这在北方是很少见的。在北方，富足人家的房子也只铺地砖，必是楼房才装地板。这里人民虽知注意防湿，但癣疥脚气等病仍很猖獗。常德城内以瓦屋居多，草屋较少。瓦屋的盖法也很特别，屋顶上架着木椽，瓦块就挨着摆在木椽上面，另外再不用天花板。下雨的时候，也并不漏水。这种屋子的优点是空气流通，但到了冬天，尤其是朔风凛冽的三九天，就满屋都是砭人肌骨的寒风了。因此老百姓到了冬天，无论男女老幼都备置一个手炉。手炉的制法，是用竹篦编成篮子似的东西，里面镶一钵子，中放炭火，盖以灰，借以烘手取暖。人们无论居家外出，都提着这样一个手炉。我觉得这种房屋将来必须改良，用手炉的习惯也必须加以打破，因为不但妨碍做事，而且易成萎靡之气，实在不是一个健全的民族所应保有的。
此时以薛子良代理常德县知事之职。薛为人谨慎负责，有头脑，识大体，真能脚踏实地地做些有益地方的事。常德是有名的多娼妓的地区，头二三等都有，每月花捐为地方大宗收入。我们的军队驻到这里，很觉得妨碍。和子良商量，决心驱逐他们出境。当通知娼家都来领执照，一时来了许多青年小伙子，都是二十多岁。问他们是什么人，干什么事，答说：“我们是茶壶，来领执照的。”所谓茶壶，大约就是娼寮中亀头的意思。我说：“看你们一个个五官端正，都是很好的青年人，为什么不干些有意的正事，竟自甘下贱，干这种剥削人家肉体的买卖!真是岂有此理!”即拿着一个，以棍打之，打的只哭嚷，说：“我从此不做茶壶就是了!”问他不做茶壶，打算做什么。回说不知道，我说：“你们应当趁着年轻，学些有用的本事，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一人被如此教训，别人也都自愿改行了。于是限他们三天内一律出境。此后常德即平平安安，再也没有为娼家的事出过乱子，打过麻烦。唉，这也只是不得已的办法罢了。
我们刚到常德的时候，一进城就看见许多商店门前挂着日本国旗，街头上并张贴着日本兵舰保境安民的布告，这使人惊奇极了。我想，这里既没有割让给日本，也没有被日军占领，又不是日本租界，怎么有这种景象呢?马上就请薛子良四处打听。打听出来了，说这是商家的把戏，商家为避免溃兵抢掠，无法可想，所以要求日本兵舰保护。因为常德一带是南北军交哄的要冲。北军胜了，南军溃退时要大肆劫掠，南军打胜，北军溃退时，也是把商家抢劫一空，等到南北军都退完了，游勇散卒和土匪又来趁火打劫。商民无法苟存，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我相信稍有血性者，听到这番情形，没有不痛心难过的。当时我就召集全城商民谈话，费了很大气力，才把他们召齐。告诉他们，托庇外人，是最可耻的事。但以往是为溃兵骚扰，大家不得已而出此，现在我们的队伍是严守纪律的，必能负保护地方的责任，绝不会再有骚扰的事。如果他们动了你们的一草一木，就请你们大家把我冯某逮捕枪决。我们是中华民国，若是挂起了外国旗，不但贻笑外邦，自己也应该觉得可羞可耻的。请大家回去，立刻就把日本旗取消、撕毁，永远不要再做这种辱国辱己的事了。当天晚上，街面上的日本旗统统撕毁。同时又去找来日本兵舰的舰长，质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街上张贴那种布告。那舰长说：“这是贵国的人民要求我们做的，不过总觉得很是遗憾。”
说得很委婉客气，也就只好不加深究，只把那些布告派人撕毁，不许他们再有这种侵害我国主权的不法行为。
至于那些日本旗从哪里来的呢?查询的结果，知道是城内一家鲁东洋行出卖的。但这所谓洋行，只雇用一个日本浪人做着幌子，其实店老板却是中国人。我派人检查他的账目，上面写的明明白白，每面日旗的价钱，有三元的，有五元的，有十元的，有百元的，有多至二千元的。把老板和那做幌子的日本浪人都抓了来，问老板何以做这种欺骗商民，污辱国家的无耻买卖?他说：“因为有人家需要，我们所以办这个货。”问那日本浪人，答说：“老板每月花五十元雇用我，我是为的生活。他做的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说：“你两个都是奸宄，没一个好东西!”当即把那日本浪人驱逐出境，店老板看押起来。
当日查看账目，共计卖日本旗所赚的钱在六七千元以上，我即找来地方正绅，迫令老板交出那款子，交由绅士们收存。那时常德城内街路不平，地方污秽。乃用此款为修路浚沟以及清除秽积之用，把地方上整理得一新。
人民被军队逼的无法自存，因而请日本兵舰保护，买日本旗悬挂，这当然不是人民的错，可也不是士兵的错。罪恶在谁身上呢?第一，是在段先生等的身上，这就是他们武力统一的迷梦的结果，这就是他们穷兵黩武政策的赐与；第二，就在那些军队官长的身上，大官们自己胡作非为，不肯管也不能管那些下级官，下级官也就不管士兵。“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当然的道理。当权执政者的责任是福国利民，军队的职责是卫国保民。但是他们却一反其道，把人民逼得上死路，逼得他们出卖国籍，不愿做中国人，要求外国人来保护!我把这事办完，越想越是悲愤，多天还是恨得牙痒痒的。
▲进常德城与敌作战
那时内乱未定，遍地萑苻。常德城内的治安之责，交由第二团第二营负之。第二团团长张之江，有胆有识，甚有才干；二团二营营长宋哲元，忠实勤勉，遇事不苟。城门上都有他们的士兵把守，遇有可疑的人经过，都要盘问检查。一天，沅江中日本兵舰上下来几个日本海兵，摇摇摆摆地从南门进城，把守城门的士兵即要加以检查。日本兵在中国境内放肆惯了，哪里肯受这个，表示不受检查。弟兄为了执行命令，却非检查不可。其中一个日本兵逞起横来，给我们弟兄一个巴掌，弟兄不能容忍，当即用刺刀与之搏击。结果，日兵中三名受了伤，只好愤愤地抬回兵舰上去。
事情闹出来之后，张之江和宋哲元先后来向我报告，请示办法。我说，没有出事的时候，当尽可能地不让出事；既已出了事，而且曲在彼，直在我，即不必顾虑。却看他怎么样，他若要打，我们即同他打，丝毫不容忍让。一会儿工夫，薛子良来了电话，说有本地日本居留民会会长高桥新二和日本舰长要来见我，我就请他们来见。
那时我住在城外西北角上的庙中，天气正在秋热，我坐在院中的瓜棚下面看公事，有石凳、石桌等雅致的陈设。薛子良把两个日本人介绍进来，寒暄了几句之后，高桥新二谈到本题上来，说三个日本兵伤势很重，唠叨了一大篇。我问他道：“那么，你看怎么办呢?”高桥新二说：“我们的意思，先要把你们行凶的士兵监禁起来，而后再谈别的。”我问他道：“你这是根据什么说的?”那位舰长就从腰里掏出一本很厚的小册子，看着翻了一翻，贸然地说：“按照第二百几十几条，应该把凶犯禁监。”我问高桥道：“他那是本什么书?”“日本海陆军刑法。”我立时举起脚来，脱下一只鞋，就要站起来，高桥新二看见我的神色不对，赶紧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你告诉他，我要用鞋底打他十个嘴巴!”高桥问我为什么，我说：“他用你们的日本军法来判处我们的士兵，显然是侮辱中华民国，我当然要用鞋底教训教训他!”
那舰长把那小册子收起来，问我道：“照你说，是怎么办理呢?”
“我有我们中国的军法。”
“你们的军法怎样办?”
“我们的军法是：士兵负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有权检查任何进城的人，若对方不受检查，即是奸宄匪徒。我们的士兵为忠实地执行命令，打伤了一些匪徒，我要大大地赏他这个大功。这就是按照我们的军法的办法。”
“冯旅长，”高桥不住眨着眼睛，愤愤然地说道，“你是存心不打算就地和解了?那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打电报报告我们天皇，直接向你们段总理办交涉去。”
我说：“你这个人连普通常识也没有!我冯某刚不久在武穴停兵，通电全国，就是反对段总理，你不知道吗?你快去吧，快去和段总理办交涉，叫他来惩处我!我冯某只知真理，只知国法。此外什么也不怕!”“那好了，那就得了，那我们就找你们政府办交涉去了。”
一边说着，一边起身就走。我也不理睬，依旧坐下来看公事。哪知他们走到大门口，又重复折了回来，请薛子良问我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了结办法。高桥也说：“刚才的谈话误会太多了，我们再商量商量吧!”
我说：“你这个人不明白事理!你只知道你们的兵受了伤，你怎么不说说我们受伤的兵应当怎么办呢?”“怎么样，”他愕然说，“你们的士兵也有受伤的吗?”“我说你不明白事理不是?你可知道一个巴掌拍不响，自然是两边动手，而后才冲突的起来，而且事实是你们的士兵先动手，我们的士兵才还击的。这个你们也没有查明白么?”
“啊呀，真对不起啊，我们刚才确实都不知道。”他如梦大醒似的嚷着，深悔自己鲁莽的样子，我却不知道他是假装的，还是真情。
这样交谈了很久，他才提出两方买些礼品互相慰视受伤者的办法。我说：“这倒可以行的，就当我们的学生打架，我们做先生的不伤和气。但须你们那边先来人看，因为打架是你们的士兵先动手的，不然和的还是不公平。”
他们又提出以后不准再有同样事件发生的话，我说：“那个自然，我正要向你们提这句话。你们必须约束你的士兵，听受我们士兵的查问，不准再有撒野逞凶的事发生了。”
于是把日期约定好了，高桥和那舰长才告辞走了。
这里薛子良很疑虑地和我说，我们的士兵并没有受伤，到那天拿什么给他们慰看。我说，我们的士兵挨了他们一个耳光，当然受伤的，怎么没有受伤?到了约定的那天，医院院长马瑛把两个弟兄的头上、脸上都捆上纱布绷带，等他们那边拿礼物来慰看了，我们这边也派薛子良和马瑛为代表去看他们的士兵。至此，一场风波，始告了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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