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在津市的地下革命斗争
年3月，我找到滨湖植棉指导区技佐的工作。当时省工委周礼同意我去，我于年4月到津市。职业是指导区技佐，但在地下进行建党工作。
滨湖植棉指导区与津市高农关系很密切，指导区与高农教员宿舍都在扎花厂内，我因此逐渐认识了津市高农的教职员和少数学生。
当时教员谭徽岗和学生陈汉、栗德中（或栗哲中）等成立了一个“研究会”，我发现是左倾知识分子自发成立的组织，便与他们主动接近。他们受我的影响，觉悟也有所提高。
年下期，我在津市高农教了几个班课，通过谭徽岗认识了当时在津市高农代课的左承统。后来谭徽岗又介绍我认识了澧县红庙的周铁泗，周铁泗当时是广州中山大学学生，不记得是他本人早已决定，或者是在我们认识后受我影响，决定不再去读书了。我同周铁泗接触很多次后，他又介绍我同安乡的金汉川认识，金汉川是湖南大学学生，不想再去读书，住在家里。这几个人都出身地主，都对蒋匪的腐败同志不满，都肤浅的有点社会发展史的知识，都知道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按需分配）等等。到年冬，我发展这几个人为党员。手续是我认为成熟了，就个别给看党章，他们有入党要求，就要他们写自传，我看过自传后，还和他们作一次个别谈话，说明已经是共产党员，要承认党章党纲，为党工作，要保密，共产党有铁的自觉的纪律，要联系群众等等。
年冬，我要我爱人李快颜同志借回长沙过春节的名义，把谭徽岗等人的入党自传秘密带到长沙。李快颜同志找到周礼，周礼同志看后嘱咐李快颜，今后可以按我掌握的发展党员的标准发展党员。本来年4月我来津市前，周礼告我发展党员4个（或5个记不清了）条件，周礼看这些入党自传后同意我掌握这些条件发展的党员是可以的。我认为，这样建党是符合当时地下建党手续的。
年下半年（或更晚一些时候，我再三回忆，总记不清具体时间），有一天周铁泗在红庙街上的一个小茶馆里喝茶，津市新华弹花机厂的李群，正在这家茶馆修弹花机，修机器中途休息的时候，也在喝茶，周铁泗和李群闲扯，周铁泗当时还不显得有很大的架子，显得很谦和，李群也爱谈弹花机的性能优点等等，两人还谈得来，李群临走时，要周铁泗到津市街上时到厂里去玩，这也是一句客气话。但周铁泗上街，便总是到新华去找李群，后来越搞越熟了，有几次还睡在一起。这些事，周铁泗都随时告诉我了，我认为周铁泗当时没有对我隐瞒真实过程。
这时我也留神新华厂的情况。李群有次为承修扎花机，到扎花厂来过，我暗中把他认识了。新华厂我故意到它前后去看过。我不能看清这个厂的全部情况，但认为是一家勤劳工作的小工厂。周铁泗和新华厂的关系，我自然很关心，经常要问动态。
有一次，周铁泗睡在李群那里，两人谈得很投机，李群说要找到共产党就好了，周铁泗看他出自真心，便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并说：“明天我带你去见我的领导。”周铁泗的做法是无纪律行为。第二天早晨，周铁泗来找我，我一方面怪他未得我同意随便暴露身份，一方面经过考虑，也同意与李群见面。当天与李群谈话，他把过去脱党的事都对我讲了。我约定某天晚上（当天或第二天晚上）到他们厂里和他说的脱党的六、七位同志见面。
我那天晚上到新华厂去，在李群房里见到高培勋、仇甬夫、吴新元等同志。贾健生同志（应为“贾劲生”，下同。）是浙江脱党的党员之一，他一定参加了，我现在记不清了，而且我那时也不能把那六、七位同志都认清。后来我又只较多地和李群发生接触，所以我现在不能肯定证明有不有贾健生同志。我认为只要高培勋、吴新元、仇甬夫等同志能一致证明，这种证明就是有力的证明。
据李群告诉我，其他同志也证实，他们是在浙江某地一个大厂入党的，入党后有一次日寇突然进犯，全厂仓惶逃难，他们来不及到厂外找上级组织，就这样中断了组织关系。他们逃难到湖南，不愿分散，吃了很多苦，搞了一个弹花机厂，也因为做弹花机是他们温州一带机器工人的擅长本领。他们把厂名定为“新华”，建厂日定为5月1日，商标用五角红星，都是有意识的表示不忘党，有强烈的政治性。他们内部过民主集中生活，有严肃的组织纪律。李群做厂长是大家推选的，厂内最有威信的是高培勋。他们每年每人做一套新衣，大家都穿上新衣，在“五·一”节照一张集体像。他们经济生活都有民主规定，我记得厂内人长大了要订婚，结婚时应给女方做多少衣等都有规定。李群把他们秘密保存的党报党刊从屋顶上、镜框里、放在秘密地方的箱子里拿出来给我看，我觉得都是他们用生命来保存的。我从认识他们到年4月离开津市，我认为，他们是阶级性很强、警惕性很高、革命意志很坚定的好党员。
年上半年我们又在津市高农学生中、社会上发展了一批党员。新华厂的同志入党，应从我到他们厂里见面那天算起。他们都没有写自传。但我那里有批准权，到底在什么时候我记不清楚了。只是我在年热天里，还同李群一道到长沙看了周礼。所以可肯定是年春夏。他们入党的情况我都汇报给周礼了。年秋或早一点时间，周礼派了一个姓李的同志来检查工作，还到了新华厂。可见那时他们早已是党员了。具体时间我觉得高培勋、吴新元、仇甬夫等人的交待，是可以做为有力的证明的。
新华厂是我们严格保密的。谭徽岗、左承统、周铁泗、金汉川知道地方。津市高农的学生党员，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们不告诉别人知道。我们有时利用新华厂开会，因为这里可以避开别人的注意。全厂的人都是信得过的。我年4月离开津市以前，新华厂的党员在社会活动较少。一则厂内要做活，二则他们在津市社会关系并不多。只有李琴常在外办交际，借此调查了解津市社会上的情况。新华厂有一销机器的店子设在湖北，负责打听荆州一带解放军的动态，并设法取得联系。不过事实上也未能与解放军取得联系。
贾健生同志当时的具体思想情况，我回忆不出具体的印象。我只能就整个厂里的几位党员同志说，都是勤劳朴素、老老实实、对党忠诚、革命意志坚定的。我现在还认为贾健生同志在当时就是这种人。
津市地下党设总支。我、谭、左、周、金、李6人参加，总支委都有分工，各领一条线。总支常开会，我任总支书。我与省工委周礼直接联系。年冬我爱人李快颜到长沙来联系一回。年我到长沙两回，一次和李群来见周礼，一次和金汉川来见周礼。周礼年曾派人（姓李）来津市看过一次工作。见一次周礼也不能谈很久的话，谈上半天就很珍贵了。地下党很不容易与上级碰到头，要半年左右，才能找个机会到长沙来，到长沙后又要等很多天，才能与周礼接上线。我是年9月入党的，在党内生活不长，缺乏斗争锻炼。我在津市做地下工作只有一点自己在党的外围时做学生工作的经验。地下党发展的党员，有一些审查不严，把坏人搞入党内，我应负政治责任，无可推卸。如果我发展的党员，在历次运动中，审查没有政治不清、对党隐瞒不忠的问题，我认为他的入党在手续上是合法的。我认为贾健生同志入党手续也应承认是合法的。
贾健生、吴新元、高培勋同志等在浙江脱党的问题，我当时无法去审查。不过年入党时并不算恢复党籍，年入党应算重新入党。我当时思想是这样的。如果我当时没有和同志们讲清楚，现在应重新改正我没有讲清的错误。年我到津市看到墙上贴的市工会委员名单，新华厂的几位同志都注明一九三几年入党。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我那时不知道常德地委党校是怎样弄的，也没有提出意见。
我年4月到长沙工作，即与周礼无直接联系了。解放后我在长沙市委党校工作，周礼来上过一次课，此后就未与他谈过话。直到年他到农业厅来搞“四清”，在处长会议上我发言后，他说：“你说得对！你大概姓魏吧？”他不太记得我了。此后我又未与他有任何联系，我觉得我自己与周礼在地下的关系是工作关系，不是什么宗派关系或黑线关系，我到津市时大概是官健平离长沙到别地工作去了。我在津市进行地下工作的两年，没有与官健平联系过。我离津市后，津市地下党由方用领导。我在地下时不认识方用，直到年我在省农业厅工作，才在有关会议上看到方用，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和他谈过一次话。我和周礼、官健平、方用都从没有私人接触交往。
谨对以上材料负责。
注：本文是作者年在清理地下党工作中为贾劲生等同志所写的证明材料，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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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津市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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