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省立津市农校办学始末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底，即日寇投降后两个月，当时驻重庆的“中央教育部”简任各省教育复员专员，去主持收复区各学校机关的复员安置工作。当时湖南省的教育复员专员是辛树帜（湖南临澧人，植物学博士，解放后曾任兰州大学校长），辛得到这项任命后，到沙坪坝中央大学会见湖南籍的一些教师，征求有关湖南教育复员方面的意见。此时，我在重庆等候中山大学同学结伴去广州复学，恰好在一老乡处遇会他们跟辛树帜谈这件事。参加谈话的是些湘西（地域概念，包括今常德地区和自治州，下同）人，中间九澧流域的人占多数。他们当面向辛树帜建议：湖南教育，湘中为盛，长沙集中，湘西落后，澧水流域最差。其实九澧一带不是学生少，而是学校不多，尤其没有省办学校。许多初中高中学生，不得不远赴长沙就学。谈论中，他们还列举了沅水流域有省立三中（今常德一中），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今桃源师范学校），上游还有芷江师范学校、沅陵中学等，唯独九澧流域，洞庭湖西，没有一所省立学校。而千百年来，这一片大地给国家提供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少，未必教育事业方面不值得省里重视？谈到省办学校选点问题时，多数人主张选在津市。当时的理由是，津市是九澧水陆交通枢纽、货物集散转运中心。且津市西衔湘西北丘陵地带，东连滨湖平原，是本省粮棉主要产区，农校迁此，必将有利于滨湖农科事业的发展。大家谈了好一会，辛树帜才离去。不几天，我等齐了伴到广州复学去了。
“四职”迁津
一九四六年春，省立第四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简称“四职”）从泸溪县浦市镇迁来津市，借津市九澧平民工厂为临时校舍。但厂内难民甚多，不愿迁走，经澧县政府和津市公法团体出面募集救济款十万元遣送难民回乡，学校得以如期开学。又因工厂窄狭，不利于发展，决定在澧水南岸黄姑山南麓开辟农林牧场，兴建校舍。一九四七年七月，“四职”改名为“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据校刊所载和刘澍霖老师（“甲农”第一班毕业生）与郭荫人老师（本校林科毕业生，入四川大学林学系毕业后，回校任教）的回忆，“四职”始建于一九〇五年，初名“湖南省立甲种农学堂”，草创于长沙市北门外铁佛东街文昌阁的旧庙宇内。辛亥革命时停办。不久，复学。此后长沙屡经战，致“甲农”停办多次。到了一九三三年前后，一位姓罗的湖南籍留美学农的大学毕业生任校长，他仿照美国职业学校办法办学，改校名为“湖南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在长沙市河西岳麓山左家拢（今中南矿冶学院址）垦地植树栽桑，建造新校舍，遂迁学校于此。一九三八年，侵华日军实施狂轰烂炸，长沙“文夕大火”后，学校迁至泸溪县浦市镇，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一九四六年由泸溪迁到津市。我是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到校任教的。当时，农业经济科余光炳老师临时调离学校，丢下几门课无人担任。校方请我去代课。第二年便聘为专任教员。那时学生的来源是招考省内各县初中毕业生，尤以湘中及沅澧二流域居多。一般年龄比普通高中大一、二岁。学生不缴学费，但要缴伙食费。家庭经济困难的有“政府”垫付的“学生生活贷金”，这笔钱限在毕业安排工作试用两年期间内扣回。学校原来不收女生，迁到津市后始招女生，但也只有一、二名点缀而已。学生最多时达三百多人，农艺科、农经科较满，每班四十人左右；林科每班二十多人；牧医科最少，有的班仅只十几人。教职员工与教学班的比例，要比普通中学大些。此外，还雇有园艺工人、畜牧工人和林场巡警等。学校各科教材，基础课如语文、数学、物理、生物等，用现成的高中教材。各专业课教材，多利用大学有关教材加以节减，补入教师搜集整理学习所得的教学资料，由学校印刷室加以石印或油印，分发给学生。抗战期间，下江（指江浙）一带沦陷，各书局、印刷厂几经搬迁，内地教科书奇缺，各种教材只得自选自编自印。
护校斗争
“四职”迁来津市两年后，即一九四八年冬至一九四九年初，人民解放军相继进行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放出和谈空气，妄想以长江划界，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学校内的斗争也复杂。以校长易劲之为首的提倡学校东迁长沙，而广大湘西籍的师生则加以反对。双方的矛盾尖锐，气氛紧张。当时，学校地下党组织分析，这场斗争表面上是地方派系之争，实际上学校反动当局一是想借这场斗争转移学生的视线，不去注意国家政治，二是想借此拖垮学校，使人民政府收下的只是个烂摊子。地下党组织立即作出决定，组织校庆纪念活动，发动津澧一带的老校友和曾在“四职”学习和工作过的地方名流，话“四职”，谈感想，陈述南迁的弊端，揭露迁校的阴谋，擦亮了广大师生的眼睛。反动当局看明的不行了，就来暗的。一九四八年冬到一九四九年春，省厅把农校建校稻谷和教职员的工资谷，拨在澧县乡下，要学校派人去运。校中部分人别有用心，收的几船都被运到长沙去了。得到这个消息后，“四职”的教职员因工资无着，十分恐慌。续派得力人员才把后收的稻谷抢运来津市，存在袁家粮食行，每月按时价支钱给学校发放工资，才使人心稍安。就在同一时期，学校派员上桃源陬溪买得杉树四百根做建新校舍之用，途经洞庭湖时，又有人策划要将树排运往长沙，适逢伙食钱将尽，派人来津市取款并请示排运何处？我们几个教师听了，力劝校工坚决把排放回津市，后来，果真运回来了。在这期间，校长易劲之住在长沙老家，很久不管学校了。教师们很是气愤，呈文教育厅另委校长，或指名学校一教师做代理校长。当时就公推与易既是金陵大学同学，又有交谊的本地教师余光炳为代理校长（这样，易就无话可说了）。当时，《津市日报》还发表了几个老师署名的揭露易劲之贪污行为的文章。易由长返津后，大发雷霆，要署名的教师登报否认。余光炳等人又登报“澄清”。易劲之此次来校时间短暂，并面托余光炳代理校务，指示学校五月放暑假，不久又返回长沙去了。
此后，我们的护校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反对国民党的军警特务的破坏。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解放大军以迅速推进到长江北岸，国民党见大势已去，欲作困兽斗。为防止其狗急跳墙，学校组成了“护校委员会”。谭徽岗同志派我掌管图书馆，派伍龙章老师掌管仪器室，不许任何人装箱打捆外运。为了加强护校力量，我和毛冠锦老师把铺盖行李搬进了学校，同住在礼堂楼上木间壁小房内。为了就近保管图书，我由礼堂楼上搬进校门内一间小房里。反动军警几次前来骚扰，护校委员会都巧妙的应付过去了。使这所学校原封不动的回到了人民手中。
撒播火种
“四职”是所有着光荣斗争传统的学校。解放后我才知道，“四职”有党的地下组织，左承统、谭徽岗等一些老师和学生是地下党员，而我的家曾作为他们进行秘密聚会的地方。一九四九年春，左承统任书记的澧县工委在澧县东边几个乡夺取枪枝，举行暴动，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第四突击大队。左任政委，刘玉舫任大队长，谭微岗任副政委，农校有几个学生任中队政治指导员。一次，学校收到澧县狱中搭来的信。接过来是只有苦瓜叶大的粗糙纸写的，正面用铅笔写上“我是四职农校工人卢汉，请援。”反面两个字“陈汉”。我们断定是参加游击队被俘的学生陈汉。于是，我和两个教师商量，要本校教员毛冠锦利用他与澧县县长张仁山是新洲同乡的关系，到县政府找张，证明卢汉系我校工人，因去毛里湖买实验用种子，被误抓。结果陈汉被放了出来。左承统带领的这支部队，在牵制国民党地方部队，配合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津市，起了很好的作用。“四职”作为津市地下党的一个据点，它的油印室很自然的成了地下党的印刷厂。地下党通过进步工人吴悦农等翻印了一大批迎接解放的标语口号，一夜之间津市大街小巷到处张贴有这些革命标语。反动派来农校油印室搜查，结果一无所获。
解放后，第四突击大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职”农校地下党组织的成员走上各级领导和工作岗位。我也为有幸协助做了些工作而感到自慰。
（潘一兵整理）
来源：津市文史资料（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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