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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艾平，呼伦贝尔人。代表作品有《我是马鞍巴特尔》、《呼伦贝尔之殇》、《额嬷格》、《父亲的老猎枪》、《长调》、《呼伦贝尔，风景的深度》。作品多发表在《收获》《十月》《散文选刊》《美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已出版散文集《呼伦贝尔之殇》《雪夜如期》《长调》《在五星级饭店流浪》。曾获华语最佳散文奖、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新经验”散文奖、百花文学奖散文奖等奖项。
诺门罕樱
艾平
一
诺门罕是蒙古语，意为智者或先知。在藏传佛教中，尊称等级仅次于活佛的喇嘛为诺门罕。诺门罕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中蒙边境线的内外两侧，康熙年间，有一个诺门罕在这里行走传经，这片土地因此得名诺门罕。大约有平方公里的诺门罕，虽然沙丘斑驳棋布，但古老的哈拉哈河绵延穿过，其回环碧水，滋润了周围一片片绿野，使这里成为游牧之地。年，由日本侵略者挑起的战争，曾经浩劫过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游牧者失去家园，草原植被燃为灰烬，飞翔于蓝天的雄鹰、大雁折戟沉沙，就连隐身于泥土的旱獭、鼹鼠，也被重炮飞弹掘尸于烽火硝烟之中。来自日本、俄罗斯、蒙古、“满洲国”的十几万参战者，其中有多少人命断沙场，有多少人终不能马革裹尸还，至今不计其数。
年的秋天，我在哈拉哈河右岸实地考察，这里正是当年诺门罕战役的侵华日军阵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诺门罕边境派出所的李警官和我此时一样，穿着厚实的皮靴，走在枯草覆盖的沙地里。突然一块凸起的东西，绊了他一个趔趄，低头看去，是一根白骨。他拨开沙子，一具人的骷髅显了出来。这具骷髅长1.6米左右，骨质硬实光滑，有头发散落在头骨旁边，头骨上少了几颗牙齿，是硬伤，脚骨上仍然套着残存的皮靴，看得出他是一个日本军人，死去的时候应该还年轻。李警官知道，当年侵华日军官兵的脖子上，都挂着个三角形的红包，里面装着小牌子，上面记载着该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军阶、部属。他继续寻找，果然红包腐烂了，但牌子还在。透过锈迹，勉强认出这个日本兵的名字——野山次郎（化名）。野山次郎，这个年轻的生命，留在世上的只有这四个没有温度的字了。战争罪孽深重,生命只有一次,不知道这个野山次郎曾经留有孽债,还是仅仅充当了懵懂的炮灰。无疑的是，他是一个母亲的儿子，或许还是一个少女的情郎、一个婴儿的父亲……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死者理应魂归故里，李所长赶来马车，小心翼翼地托起遗骨运回，精心保护，后来辗转交给了日本相关方面。
我眼前的风景一如从前。天地弥合，苍穹浑圆，绿草微霜，无边无际，四面八方都是地平线，都是天尽头。发源于大兴安岭的哈拉哈河缓缓流动，像条柔肠百结的蓝绸子，在丝绒般的草原上缭绕，缓缓飘进蒙古国，汇入贝尔湖，随即又汨汨流出，变成乌尔逊河回归呼伦贝尔，注入呼伦湖母亲般的怀抱。当年战争留下的黑云，几经时间的洗濯，变成了绝尘的天鹅之羽，洁白到芬芳。中蒙边境无战事，这里的草原静悄悄，牧草覆盖了血浸的沙尘，那伤痕似的弹片、掩体，那骇人的亡者遗体、车炮残骸，皆在旷野中化为泥土。
大地茫茫，岁月远去。
草原上盛开着一种小花，团团簇簇，熠熠楚楚，直弥漫到晚霞的裙下。那花蕊褐如蝇头，蓓蕾和朵颐手指尖大小，花叶丝绸般透明，颜色是浅淡的红。这学名为二色补血草的小花，春天绽放，到了此时，其茎秆和花瓣已干透，却不枯萎、不褪色、不落叶。严冬来临，她们于冰雪中露出枝头，虽抗不过风雪的摧残，却楚楚地留着些红颜，如果安放在无雨的一隅，几年、十几年也不会凋落，犹如年轻美丽为爱坚守一生的女子。这矢志不渝的小花虽貌不惊人，却是年年如期而至，不负春阳夏雨。在草原上人的眼中，这小花与每个长生天恩赐的物种同样高贵，他们用蒙语叫她苏琪琪格——牛奶花的意思。牛奶是万物之乳，吉祥之物，每当大雁南归，慈祥的母亲总是向雁队的远影扬撒三勺牛奶，祝福它们一路平安。呼伦贝尔人很喜爱这像牛奶一样具有生命能量的小花，因为她应了草原人的品格，朴素，淡泊，长久，不屈不挠，真挚地回报大地的养育。
视野中出现了一排兀立的废炮弹和一个边防军的瞭望塔，我从醉人的风景中醒来。
只见那些历尽剥蚀的炮弹，金属的色泽并未完全消失，正反弹着太阳的光芒，在澄明的风中闪动。这些钢铁猛兽，当年由哈拉哈河对岸的高地上滚滚而来，顷刻间炸得天地崩裂，飞沙走石，直将日本关东军的一枕黄粱化为肉糜血水。这是苏式式加榴炮弹，社会主义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后期的产物，沉重夯实，孔武有力。如今它们分明被拆除了引信，失去了武器的功能，却似乎于沉默中醒着，囊中有物，秘而不宣。再看那个瞭望哨，不知建于何年何月，已显陈旧简陋，但足以将周边原野一览无余。如果说它是一种目光，那么此时少了些许犀利，更像一座经久的雕塑，沐浴着暴风雨之后的安详。
一个小战士在瞭望塔下站岗执勤，一脸的稚嫩和寂寞。他从遥远的内地入伍来此，每天每天，渴望有一辆路过的车或者一匹驻足的马。因为没有必要时刻保持规范的站姿，他早已弄清了周边草丛里藏有几个百灵鸟的巢窠、几个鼹鼠的洞穴。他说他知道这寂寞的坚守属于一种神圣的职责，因此觉得心里有一个伟大的境界。当我拿出车上的《骏马》文学期刊送给他，他显得十分高兴。我告别的时候，他说阿姨等等，转过身子，奔向草原的深处。回来的时候，手里是一捧茂盛的苏琪琪格，那浅淡而又饱满的小花，挤满了我的怀抱。
我看见他眼睛里的晶莹，赶忙改变话题：“真好看，苏琪琪格。”
他说：“阿姨，这花不是叫诺门罕樱吗？”
他说是日本人告诉他的，一些日本老人来旅游，带走了好多这种花。
我告诉他，这是苏琪琪格。她的品性和日本的樱花完全不同，诺门罕战场上的侵华日军叫她“诺门罕樱”，不过是一种绝境之中的情感寄托。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诺门罕发动的不义之战，涂炭我们的生灵土地，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害人又害己，毁了无数日本侵略者自己的身家性命。
二
日本的好战应该跟地理有关——脚下是地震，后背是火山，迎面是海啸；仅仅3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密密匝匝地生存着万人口。拥挤，逼仄，没有开阔，没有放达，只有一个个抠胸敛臂，说话沙哑窃窃，整日碎步而趋，无时不在忧虑的忍者。
经历了明治维新，日本并未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简单，形成了一种既现代又古老的合金文化。国力的大幅度提升，西方列强思维的引入，恰恰给未经清算的封建文化提供了作祟之机。此时，他们已然对别人的好忍不下去了——为什么生活总是在别处？别处有一望无际的土地，有取之不竭的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年日本关东军通过制造皇姑屯事件，继而挑起“满洲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从此步步为营，开启了蛇口吞象的“东亚新秩序”之梦。
没人能理解，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之时，这个弹丸之国的孟浪与兴奋。明明去做强盗，却怀有义薄云天的豪情；明明生死未卜，却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大学肄业的东史郎入伍了，他的母亲交给他一把匕首，激动地对儿子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兴地去吧，要是被支那兵抓住，你就剖腹，不要怕，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啥。”我想世界上再没有比她更冷酷的母亲了。不谙世事的东史郎却在日记中写道：“当时觉得母亲非常伟大，我在心中发誓，我要欣然赴死。”21岁的井上千代子是侵华日军大阪步兵第37连队井上清一的新婚妻子。新婚燕尔，她看到丈夫缠绵不舍，便在丈夫出征的前夜刎颈自杀。她在遗书中这样写道：“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那就是能让丈夫出征前不留牵挂，心怀着喜悦。”她的丈夫看了遗书，立刻启程归队，后来在中国制造了平顶山惨案，杀死无辜百姓余人。
按照武士道的观念——花为樱木，人为武士，大和无亲无爱无疏无恶。自己的生命如樱花，神圣之至是飘零；他人的生命如草芥，只要碍事，格杀勿论。樱花和枪弹，杯葛人性的生死观，构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哲学。
民众和政府一起推波助澜，战火一步步从中国东北点燃，可是太慢，日本军界早已按捺不住，他们要依循成吉思汗征战亚欧的路线，从诺门罕开路，向西伯利亚进军，向伏尔加河进军，向莫斯科乃至遥远的欧洲腹地进军；他们要与成吉思汗的骑兵一样，风驰电掣，一日千里——关东军的军刀垂涎三尺，以梦为马，恨不能立时成为半个地球的主宰。他们当然知道会遇到反抗，但是他们认为在大日本帝国皇军面前那通通是不堪一击的。懦弱到吃同胞血馒头救命的东亚病夫不在话下；只有10年历史，80万人口，封闭于茫茫干旱草原的蒙古国军队也不在话下；对苏联红军虽有张鼓峰一败，但苏联内部的大肃反，已是自毁长城。如此天赐良机，正好乘虚而入。侵华日军怀揣着天皇的敕谕：“朕以汝等为股肱，汝等以朕为首脑，军人当以尽忠尽节，义重于泰山，死轻于鸿毛。”以胜券在握的姿态出发了。
诺门罕草原有一句老话这样说：“那只把肚子装满肉就回家的狼，还可以怜悯；那只想把整个羊群咬死的狼，就要进入套马杆的套子了。”
哈拉哈河东西两岸，历史上都属于幅员辽阔的中国。雍正时代，负责处理民族事务的理蕃院，为平息两岸不同部落间的牧场纠纷，在哈拉哈河以东15公里至20公里处划了一条分界线。蒙古国成立后，这条线自然地成为中蒙国界线。本是同根生，两岸的巴尔虎蒙古人和喀尔喀蒙古人，有纠纷，但并未严阵以待，兵戎相见。依照草原的法则，逐水草而游牧，你来我往，越界放牧，也是时有发生。到了风起云涌的年，东侧的呼伦贝尔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西边的蒙古国事实上已经成了苏联的附属国。日本侵略者正日思夜想，只求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以启动蓄谋已久的对苏战争预案，恰逢苏联向全世界公告，任何入侵蒙古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向苏联宣战。所以，当有几个蒙古国军人到“满洲”境内饮马的消息，被占领了“满洲国”的关东军获知，那些觊觎已久的狂人们暗自窃喜，以为自己抓到手的是一把钥匙，轻轻一转，就可以打开西方铁壁的大门。
战争的序幕于年的5月13日拉开，到当年9月1日，苏联红军将日军追击到中国一侧将军庙附近，双方开始停战谈判，双方鏖战将近四个月。虽然日本的二战档案和他们的历史教科书一样，竭力曲意遮掩，事实却不容置否，他们在诺门罕主动向苏蒙军阵地发起三次攻势，使用了步兵夜间偷袭、“肉弹”炸坦克、步兵迎着枪林弹雨“玉碎”冲锋，甚至往哈拉哈河里释放鼠疫和伤寒细菌等手段，中间只有几次侥幸得手，其余全是落花流水的惨败。诺门罕之战，以苏蒙军的胜利告终。据多方专家学者披露，日军方面伤亡将士小6万人之多，关东军23师团仅剩余人，第7师团只剩下一个留守大队。
这一战使日本侵略者西侵蒙古和苏联的野心灰飞烟灭，只好退到海拉尔森严壁垒的防御工事里以守为攻，而后将进攻的箭镞转为南下，随即陷入东南亚战火，而苏联红军因此不再受东方战局牵制，有了全力投入欧洲反法西斯作战的可能，乃至赢得二战全局性胜利，客观上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
年，松本草平32岁。这个青年医生单纯而冲动，一见陆军省“所有医生都有义务充当军医预备队”的通知，立马放下自医院去报了名，不久由大连港登陆中国，做了关东军23师团卫生队军医。
第二年3月的一天，松本野平突然得到命令：“东搜索队外出侦察，你随队从医。”清晨，气温将近零下40度，他们坐着卡车出发了。一马平川的大雪原，没有路，也没有马蹄的印记，他只知道走了将近四个小时，不知道走出去了多远。他们侦察的目的地是诺门罕，出发地就是我现在居住的草原小城海拉尔。
由于南来的伊敏河与东来的海拉尔河在这里形成了大面积的河谷湿地，其中生长的野韭菜硕壮美味，是长生天对草原的恩赐，喂养了世代生灵，人们就用满语把这座小城叫海拉尔，意思是野韭菜。海拉尔东侧是横桓的大兴安岭山脉，向西南，向西，向西北，茫茫8万平方公里，便是闻名天下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诺门罕战场在海拉尔西南方向公里处的草原上。
那一天在松本草平的记忆里寒冷而恐怖。诺门罕，海拔米左右，北纬48.21°，漫天鹅毛大雪，人们呼出的哈气即刻变成白雾，天地就是一个大冰窖。刚刚发下来的羊皮军装，是日满军需工厂的杰作，薄得就像贴在身上的两张纸。年，东北军将领苏炳文率部在大兴安岭关隘抗战失败，日军占领了海拉尔。到此时已经八年之久，可关东军的思维还是那么不接地气——支那是落后愚昧的国度，支那人就会躺在床上吸鸦片，只有大日本帝国文明先进，无所不强。他们甚至从未想一想这里的羊为什么需要那么厚的毛，从未研究一下为什么牧民穿着皮袄皮裤，还要在外面套上皮大氅，一味地将日本的经验端到了呼伦贝尔。松本草平和他的同行者吸了一肚子寒气，冻得瑟瑟发抖，总算颠簸到了目的地。没有温暖，哪有从容？侦察行程之中，有人全身冻僵，有人已近昏迷，侦察兵死鸡爪一样的手已经握不住望远镜，侦察活动只得草草二十分钟了事。所有参与者，心里都暗自抱怨这次匪夷所思的侦察——除了看到有几个蒙古国的骑兵越过哈拉哈河到东岸饮马，连一只奔跑的兔子都没看见。他们真是搞不清楚，自己的长官们在寻找着什么。
5月13日，驻扎在哈拉哈河东岸的伪满兴安北省警备军，开枪阻止蒙古军队马群“入侵满洲”，被蒙古军队击败，驻海拉尔关东军23师团司令官小松原道太郎立刻组织反击，派骑兵联队长东八百藏带着人队伍，12辆装甲车出征诺门罕。第二天，这支部队在5架飞机掩护下开始对蒙古军队扫荡，一口气扔下60枚炸弹，迫使蒙古军队退回河西岸。但蒙军不弃不离每一寸防地，随即卷土重来。战事有了升级的由头。小松原道太郎的报告发至长春关东军司令部，作战课那些轻狂的年轻参谋乐得手舞足蹈，多年培育的战争种子终于发芽了。他们觉得23师团真是好运当头，可以厉兵秣马，博取功名了。
直到亲历了诺门罕战争三次大战役，眼看着关东军一步步由趾高气扬的皇军之花，变成了惨不忍睹的丧家之犬，松本草平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次自己参加的侦察，竟然是一场骇世阴谋的起点。
天时地利人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
别说日本人不知道什么叫天时地利人和，在日本，孟子典籍的翻译之作，仅江户时代，就有四百五十种之多。中国人的这句口头禅，在一千多年以前就是日本人的口头禅了。日本的文明历程，受到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的浸润，是不容置否的。可是日本对孔孟之道的吸收，并未领略到其中最核心的东西，那就是厚德载物的哲学大道、温良恭俭让的人文情怀。日本人的思维习惯来自武士道的基因，感性具体，固执逼仄，缺失战略眼光，凡事诚惶诚恐，往往孤注一掷，美其名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诺门罕的主战场铺展在南北走向的哈拉哈河周边，苏蒙军阵地在西，日满军阵地在东。西岸是陡峭的断崖，高出东岸的沙丘20米左右，在那里可以对日满军阵地一览无余，有地位优势；从战斗力看，苏蒙军和日满军之比为6:1。日军在哈拉哈河东岸，居于低位，但侦察机可见对岸台地上苏军的坦克、装甲车、大炮和堆集如山军需物质，然而关东军的指挥官们就可以做到视而不见，也不肯掂量一下自己的实力是否可以与之比拼。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日本发动战争，毁坏了草原，抓走了草原母亲的儿子充当炮灰，强征去牧民数万只牛羊马匹。牧民眼看着自己的牧场满目疮痍，遍地火光，草原上具有年历史的甘珠尔庙集市，变成了一座武库兵站，他们满腔愤懑，迁移到公里之外的滨州铁路附近放牧。因此，当日军出征途中焦渴地围着碱泡子团团转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他们其实清凉的泉眼就在不远处；当日军的马匹被苏军的大炮声惊毛，拖着车挂四面狂奔，没有一个牧民帮忙归拢。日军士兵没有水喝，甚至去偷喝汽油，纷纷中毒；由于马匹不足，日军骑兵联队的士兵只能背着30公斤的辎重，徒步行军，再加上针芒般的烈日灼烤，还经常饿肚子……关东军出师未捷，已经心力交瘁。
两千余身负重辎的徒步日军，尾随着少量汽车和骑兵，徘徊在沙漠里，好像一群步履迟滞的羊。其“重型武器”为火炮14门、装甲车12辆，而各种火炮的射程落后于苏军三分之一，那些轻量级的装甲车后来被苏联红军士兵嘲笑为鸡蛋壳。松本草平在一旁看着，不由一声长叹，心里一片冰凉。
天空出现了几个信号弹，草原顿时火光四起，烈马嘶鸣，日军在苏军阵地前米处分兵三路——东八百藏中佐率领的东搜索队，山县大佐率领的步兵部队，还有一支装备简陋的兴安北省伪警备军部队，开始以士兵“肉弹”迎战炮弹，以骑兵对付坦克，突袭苏蒙军阵地。
诺门罕草原东南不远，是大兴安岭林缘地带，生长着一种黑面獠牙的野猪，常常成群出没，袭击农人的牲畜和庄稼，穷凶极恶，势不可挡。此时东八百藏下令“猪突”，要求自己的士兵像这些野猪一样顶着炮火冲锋。前方是高地，苏军的重炮、野炮和坦克炮，交织成一堵密不透风的网。猪突貌似成功，随着士兵一片片倒下，所剩无几的东八百藏部终于穿过枪林弹雨，从北侧占领了高地。
猪的生命原就不值什么钱，东八百藏此时没有任何悲伤，他手舞足蹈，欢喜雀跃。一个军曹，浑身流血，脊背已经被炮火烧焦，滋滋啦啦地冒着油烟，栽栽歪歪地跑来报告伤亡，东八百藏竟然视而不见——他的手里有一瓶清酒，幽香甘甜，沁人肺腑。军曹的话还没有说完，便气绝而亡，成了阵亡名单中新增的数字。长官的畅饮却并没有停顿，死亡的消息成了他佐酒的小菜。
狂喜之中，没有人愿意承认，苏蒙部队并没有一败涂地，只是顺势而退。
世界上哪有什么每战必胜的“无敌皇军”，无非是欺骗式蛊惑罢了。可是当时日军上上下下都怀有这么一种满满的自信。包括松本草平，当时也忘记了自己是个医生，并非士兵，操起家传的宝刀“长船”，一头冲进了炮火硝烟之中。直到战后，他翻阅日军战史，才知道当初日俄战争如果没有英国的支持，日本是打不赢俄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一直盲目地保持着对苏军的藐视。
在《诺门罕，日本第一次战败》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活灵活现的描写：“最先赶到的是苏蒙（方）的6师团装甲营，他们的BA——6装甲车，一排排45毫米加农炮齐刷刷地压了过来……在一马平川的荒原上，毫无掩护的日军冲不上去，退不下来，队伍很快散了，有少数骑兵冲入了苏蒙军装甲车群中，可面对这些横冲直撞的钢铁怪兽也是束手无策，只好绝望地挥舞着马刀，砍得苏军的车壳叮当乱响。接着赶到的是一个苏军喷火坦克连，日军的九四式重装甲车上的机关炮打到苏式坦克装甲上如同隔靴搔痒，而苏军坦克上的45毫米加农炮打日军那不到6毫米厚的车壳，就像捅破层窗户纸一般轻松。双方交手没一会儿，日本的几辆装甲车便被打成了筛子，冒出滚滚黑烟。苏军喷火坦克慢慢逼近了剩余的日本战车，像猫戏老鼠一样将其团团围住，喷出一股蓝色火龙，上千度的高温，瞬间将绿色的车体烧成了灰白色，车内的日军装甲兵也化作灰烬。”
到了5月29日，这次参战的日军部队，已经死伤过半，全线溃败，高地上的日本士兵只剩了人，其它两支部队也已经处于苏蒙军的火力包围之中。松本草平躲在“章鱼罐”式战壕里，耳边传来一阵阵撕肝裂胆的吼叫，那是东八百藏从余部中挑出一些敢死队队员，拿着手榴弹集束，从坦克视野的死角，冲上去，拉响手榴弹……在苏军坦克被炸毁的那一刻，这些日军士兵也粉身碎骨。血在燃烧，大和之魂不知飘向何处，东八百藏部全军覆没。
此时，在另一侧的担任主攻的日军山县联队，虽然占领了阵地，但随之陷入苏蒙军火力围困之中，阵地上已经是四面楚歌。可是关东军司令部作战课的高级参谋，诺门罕战争的主要策划者辻政信，竟能够置若罔闻。他来了，乘坐一架小型美式侦察机，突然出现在阵地上。在等级森严的日本军界，所有见到他的下级全都默默无语，没有一个人给他敬礼。这对一个日本军官来说，等于奇耻大辱。可能他也有点心知肚明，满不在乎地直走进山县大佐的步兵联队部。
他不是来慰问的，也不是来视察战况的，他对自己一向的胡谋、乱谋、无谋，没有丝毫的愧疚，对于满地的战死者，没有丝毫的歉意，他见到焦头烂额的山县大佐，立刻破口大骂：“都是你笨拙用兵，都是你见死不救，东八百藏搜索队才会全军覆没！你今天晚上给我收尸去，你要不去，本官亲自去……”他的军衔是个少佐，居然当着士兵的面这样侮辱身为大佐的山县。
虽然士兵的眼神里充满对他的敌意，背后咬牙切齿叫他“三谋”参谋，但是还期待着他能代表上面，给予战事一些有用的指令。不可思议的是，辻政信发泄了一通，只下了一个“夜间收尸”的命令，拍拍屁股闪了。
日本关东军发动诺门罕战争，缺天时，无地利，人不和。他们的日本梦，是一场灰。
四
此一战，日军被动地煎熬了半个多月，在6月8日退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将军庙，修筑工事，以守为攻。关东军司令部相信了小松原道太郎“打了个平手”的不实报告，东京大本营还给23师团发来了的贺电。“九一八”事变的元凶，陆军省的板垣征四郎，授意关东军继续大打出手，因为这样才能实现他们的扩张路线图。
小松原道太郎带着23师团的步、炮、工、辎、骑七联队两万余人，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在哈拉哈河西岸，苏联军事家，斯大林钦点的诺门罕之战总指挥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已经到位，他总结上次作战的经验教训，重新调兵遣将，并且亲自到哈拉哈河东岸，对战场具体环境，进行了仔细的调查研究。
松本草平军医后来评价当时的局势——朱可夫是知己知彼，苏军早就在海拉尔设下了谍报网，当地达斡尔民族进步力量，不间断地为苏军输送日军动向的最新情报。小松原道太郎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辻正信为他推算的苏军兵力装备数量，比实际情况少了一倍。可是他们就是这样自以为是，一意孤行。
到达诺门罕，松本草平的卫生队接到命令，医院附近的沙地驻扎。他们畏缩在自己挖的“章鱼罐”式战壕里，熬过了第一个寒冷的夜晚，直起身来站在草原上，看着大兴安岭的山峦间，静静地弥漫出暖红色的霞光。突然，天空一片黯淡，一架架苏军轰炸机像黑压压的蓑羽鹤群，俯冲下来开始投炸弹，医院顿时烟火翻腾……苏军坦克随后呼啸而上，子弹横扫日军阵地。有一个年轻的军医，想看看战壕外面什么状况，一探头，身子就像被电打了似的一抖，子弹从他的额头穿过。
苏军张网以待，日军动辄飞蛾扑火，不动亦是坐以待毙。双方对峙着，每天都有激战发生。苏军明白夜间作战是自己的短板，到了晚上就撤退，不给擅长夜袭的日军一点机会。日军士兵在战壕苦捱着，只在傍晚或凌晨出来，弄一点草叶上的露水洇洇干渴的喉咙，有时候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饭，饥寒交迫，提心吊胆，又被蚊虫不停叮咬，很多人患上了痢疾。松本草平想找到些绿色的野菜，给自己补充一点活下去的汁液。呼伦贝尔草原原是富庶之地，蕨菜、柳蒿芽、野韭菜、蒲公英、金针菜，还有各种鲜美的蘑菇，漫山遍野，应该是唾手可得。可是此刻的草原，除了烟尘和泥沙，已经没有其它颜色了，战火吞噬的不仅是军人的血肉，还有大自然的肌体。弹火扫射而过，原野随即变成寸草不生的沙坑，没有五十年以上的时间，难以恢复绿色。就在沮丧之际，不知道谁发现了一丛盛开的苏琪琪格花，由于蒙上了厚厚的烟尘，看上去像是一堆土。她的茎秆已经干枯发黄，可那一个个小小的花瓣，依然以舒展的姿势，负担着厚厚的尘埃，举向蓝天。轻轻触动一下花枝，尘埃随风而散，显出一团洁净的浅红。顷刻间，死亡的调色板上，伸张出活生生的魅力，明艳照人。
天边绝地还有你。
从此每一个“章鱼罐”里的夜晚，都有一束苏琪琪格，思亲怀乡的关东军士兵异口同声地叫她诺门罕樱。
出征前，这些日本军人受到的敕训是到战场上要忠诚地“为天皇散花”，到了战场，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写下遗书。当然，他们不可能在遗书上写柔软动情的真话，身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他们必须假装阉割掉了常人之心，狠到踩着亲人的尸体去为天皇开疆拓土，他们也不敢流露对战争的厌恶和恐惧，那样故乡的亲人将被株连。现在，前面是苏军的炮弹，后面是长官催促的军刀，身旁是一个个伙伴渐渐冷却的躯体……只有到了炮火稍息的夜晚，当他们像蠕动的海螺体那样曲蜷在章鱼罐战壕里，望着那枝优美的苏琪琪格花，紧绷的神经才会渐渐平复，暂时忘掉地面上的恐怖，让心灵回到以往的记忆之中憩歇。小小的苏琪琪格在日军士兵的眼睛里栩栩如生，慢慢幻化成京都、奈良、札幌、名古屋……婀娜各异的樱花，静静聆听他们的心声。然而，温馨只在片刻，透骨的伤感和绝望随之而来——散花的命令如利剑时刻悬在头顶，人到临死，是多么想活！诺门罕樱，诺门罕樱，最大的奢望就是还有下一个夜晚，与你相守与共。
松本草平在卫生队，被接踵而至的伤员包围着，他忙得焦头烂额，却是回天无力，止血的操作还是无法追赶上失血的速度。新伤员来了，无处安放，就将不及抬走的阵亡者遗体上盖上被单，让奄奄一息的伤员靠在上面，等候救治。没有人知道，那些伤员当时的感受，因为他们不久就和身后的遗体一起冷却了。
有一个少佐，被炮弹炸掉了四肢，就像一截树桩那样被摆放在地上，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军医以为他已经死了，想把他抬走，可他的眼睛突然眨动了几下。没有人承认这种沉默是无奈所致，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子们将这个这个不流泪的日本军人，称之为不可战胜的英雄。这是多么虚假，多么蛮横，此人已经没有四肢了，怎么能动？一个血流将尽的人，大脑神经已经几近死亡，他是喊不出痛来，哪里有什么坚强意志可言！诺门罕战场，犹如一个巨大的火药库，灾难已经被点燃，火舌越演越烈，再没有一寸土地可以存放安宁。高喊着为天皇去成神的日本军人，无论军阶高低，个个肝肠欲裂，五内俱焚！
日军关东军依然不肯收手，总认为大日本皇军手里还有无往而不胜的法宝。其中之一，就是利用王牌飞行员高超的飞行技艺，与苏军飞机进行空中格斗。当年5月22日，日本关东军轰炸了蒙古国境内的塔木斯克苏军机场，炸毁苏方战斗机余架，使苏军的空中武力急剧削弱。朱可夫到任后，迅速恢复了自己的空军力量，形成机群优势，投入到诺门罕战场。但是，苏军的飞行员尚不过硬，飞行时间和空中技术，都不及曾经受过斯巴达式极端训练的日军飞行员。松本草平躲在章鱼罐里，目睹了双方飞机最后的一场大绞杀。
那一天的下午4点多，西边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五六十架苏军战斗机、轰炸机突然低低地扑过来，大地发抖，好像在深深往下陷。这是朱可夫的震慑之术，他认为日军的下级官兵勇敢顽强，青年将领自信狂妄，高级将校昏庸无能。实战之中，一鼓作气，先要打垮敌方的信心。就在这时，三道气浪腾空而起，三架日军KI—27战机飞快地闯入了苏军的机群之中。以少胜多，近处绞杀，日军玩的依然是老套路。万没有想到的是，苏联空军针对日军特点，配置了灭敌于死地的杀手锏。只见两架苏军战机急速而来，其中一架苏军战机带着火焰喷射器，死死咬住一架日军战机不放，另一架苏军战机也在侧翼逼紧这架日军战机，使其不能逃跑，接着开始喷射蓝色的火焰，日军战机被烧成灰白色，很快就在松本草平头顶的天空爆裂了。日军飞行员从飞机里被甩了出来，像一只失落了翅膀的燕子那样，迅速地翻转了几次后，以四肢展开的“大”字型姿势，“噗通”一声跌落下来，干燥的沙地腾起一团烟尘。
跑到飞行员跟前，松本草平军医和他的卫生兵们不忍目睹。这个昔日威风凛凛的飞行大侠，躯体肿胀，通身黑紫，摊在地面上，那双死不肯瞑闭的眼睛，一闪一闪地倒映着天空的烟火。松本草平检查了他的脉搏、瞳孔和心脏，已经毫无生命迹象。
战场上只有最后一棵苏琪琪格花了，松本草平把这枝花放在阵亡飞行员的胸前。焦阳如火，干枯的花瓣在热风中发出窸窣的声音，阵亡者的尸体开始膨胀腐烂。
这时一辆卡车卷着沙尘开来，他们是专门来接尸的。原来阵亡者就是大名鼎鼎的筱原弘道。这个关东军飞行集团第12飞行联队的空军准尉，驾驶技术高超，作战风格刁钻，还有一股子亡命徒的劲头，据日本军方公布，他一生击落的战机达58架之多。一直是关东军航空兵的偶像，也是日本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后来筱原弘道被日军追晋为少尉，算是完成了一个日本侵略者最极致的“散花”。年，当侵华日军的佩刀被全部缴下的时候，这个王牌飞行员的经历成为一种苦涩的谈资。至今还有日本军人在为筱原弘道的飞行战术啧啧称叹，而更多的人在反思他身上那种盲目的忠诚。八十七年过去，那一束随他而去的苏琪琪格，变成了一种寓言——人生之幸，莫过于扎根故土。如果真有来世，愿你守家在地，知足常乐，风中雨中，不再凋零。
五
在原初的武士道文化中，认为灵魂藏在腹部，割开了腹部，灵魂与五脏同时毁灭。
学者米特福德记录了他的亲眼所见——高高的佛坛前铺设了白色榻榻米，上面覆盖着猩红色的地毯。身穿麻布礼服的泷善三郎走进了正殿，他32岁，身材魁梧，器宇不凡。一个“介错”和三个穿金穗边无袖罩衣的官员陪着他。介错不是刽子手，和死者是一种主角和助手的关系。这个介错是泷善三郎的一个弟子，由于剑术高超，被选来担任介错。
泷善三郎逐一向验尸官和外国观察员郑重鞠躬行礼，然后神态自若地说：“当神户的外国人企图逃跑的时候，我，仅仅我一个人，鲁莽地下达了向他们开枪的命令。对此我谨以切腹来谢罪。请在场诸位验证，有劳了。”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拿起短刀，深情地注视着，紧接着坚定地迅速深深刺入左腹，在这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中，他脸上的肌肉几乎一动不动。直到他拔出短刀，身子向前倒下，他至始至终一声不吭。就在这时，介错挥起大刀，泷善三郎便身首异处了。
日本武士之门的男儿，从小就要不停地观摩行刑过程，熟视砍头、断腕、破腹、血浆、骨髓、脑浆，如同观看浓墨重彩的歌舞伎。每次看罢归来，父母还要给孩子做一碗加了猪血的饭食，看起来与刑场呈现的颜色极为相似。他们要让自己孩子的器官变得噬血如常，经得住一切惨绝人寰的恐怖。这种情形游戏般一遍遍再现，造就了更大的残忍，在一代代日本男人头顶上形成了难以消散的阴云。
武士道缘起于庄园主的豢养，其忠诚之简单，更像生有多巴胺的犬科动物。打倒幕府，树立天皇，他们自以为由杀手升华为战士，所以到了天皇要他们为股肱的时候，军国主义的生成，是那么顺理成章，那么自然而然。可以“君不君”（君暴虐无道），不可“臣不臣”（臣不尽臣道），只要他们忠于天皇，就能得到荣誉。宿命已经成为定局，原本的价值观礼崩乐坏，只剩下等于愚昧的忠诚。绝壁悬崖，孤独一剑，武士的荣誉自欺欺人，于是他们赴汤蹈火，预支生命的四季。当他们把家传的佩刀磨得雪亮，眼看着自己的肝胆在自己的手下破裂成泥，并不认为这是一场悲剧的某个细节，也不承认自己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牺牲品，反而觉得这是一种美轮美奂的完结，神圣所致，樱花如雪。
随着军国主义的日益猖獗，日军军官剖腹愈发轻而易举，成了诸种无奈的解脱方式，也成了上级惩治下级的方法。无论这个生命，是年富力强还是钟鸣漏尽，是于家于国可用，还是朽木不可雕也，通通因为这种残暴、冷酷、精致的死而一损俱荣，甚至可以得到经久的仰视。
在诺门罕战场这个巨大的焚尸炉中，日本关东军士兵一遍遍得到准备自杀的命令，他们在心理上一开始就放弃了生命，时刻准备就范于惨爆的死。那么活着的每一分钟，都是他们的最后时刻，每个人都是活脱脱地被装进炉膛的豆鼠，没有谁有机会转身回头，抵制这场缺乏道义的战争，说一句我他妈的不干了，放下武器急流勇退。
我的同事杨忠民有个姓李的朋友，他的父亲马车夫老李是一个诺门罕战争的亲历者。那是在年的早春，天比冬天还冷，老李赶着马车挨家送水。关东军23师团大本营也是他的主道，每天他都是把最后一车水送到这里。海拉尔这个季节下午四点天就黑了，老李走着走着，突然看到地上有一个黑影儿在冒着白气。下车一看，是一个烂醉如泥的日本人摔倒在雪堆里。老李知道，就这天气，半个小时就能把他冻死。冻死个小鬼子，对于亡国的老海拉尔百姓来说，不是坏事。可是老李毕竟厚道，放不下一条人命不管，费了好大力气把这个醉鬼扶上马车，送到了兵营。原来此人就是负责诺门罕战场军需的日本关东军23师团兵器勤务部部长近泽大佐。
近泽为了报恩，雇佣老李组织马车，往诺门罕战场运送弹药补给，老李不敢不从，每次送货都被战火吓得半死。在最后一次去诺门罕的途中，一个炮弹飞过，拉车的马被吓毛了，满草原疯跑，追也追不上，车上的物资也都散落光了。老李回来找近泽大佐，谁知道近泽大佐已经死了。
近泽大佐外出买醉，不是出于骄奢淫欲，而是压力实在太大。从长春、哈尔滨到海拉尔，虽有滨州铁路，却是长达小一千公里的运程，再从海拉尔到诺门罕，一个来回需要八天，夏季草原多雨，自然路泥泞难行，加之运力不足……想完成一连串十万火急的军火补给任务，基本没有可能。他研究得精细，便看出了自己的结果，那无疑是替罪之羊，蒙羞受辱，有口难辩。没有庄严的切腹仪式，近泽无言地死在了开战之前，就等于拒绝了上司强压下来的命令。
小松原道太郎的23师团出师未发，自戕已经开始，这无疑是挥之不去的凶兆。沉默，海拉尔东山台地下的23师团大本营里弥漫着一种黑云压顶的气氛，人人回避着近泽的名字，日本清酒和海拉尔小烧白酒在军官们的喉管里发烫，却不能慰藉他们焦虑的心神。小松原道太郎没有暴跳如雷，不是因为理性，而是固执。他依然不肯换位到近泽的角度思考，又将风刀霜剑般的目光，逼向了近泽的继任者。
形而上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在诺门罕战场，这是一个用六万关东军官兵血肉作回答的问题。
近泽自杀的次日，诺门罕战役最为惨烈的巴音查山之战打响，其后的战况和近泽大佐预料的一样。烈日炎炎，日军长途跋涉，事先认为可以取水饮用的草原湖泊，都是碱泡子，士兵干渴欲疯，河水却被部队撒放了致命的伤寒细菌，结果毒死一千多自己人；汽车联队在沙丘里迷路，未能及将舟桥设备运到，好不容易将桥架好了，又轻飘飘地不承重，却只能走步兵，汽车要卸掉所有载物才能过河，大炮要拆成零件才能运走……因军需造成的困局接二连三出现，小松原道太郎志在必胜的雄心不断受挫。
到了8月20日，苏军发起总攻的时候，关东军已经是毫无招架之力了。驻防在高地的23师团搜索联队的名士兵，被苏军围攻了3天之后，只剩下不足人。除了身边的具尸体和手里的一杆步枪、几颗子弹，他们什么都没有了。联队长井置中佐召集军官们开会，沉重地宣布了师团部的命令——死守到底。军官们的反映是“这和叫我们白白送死有什么两样？”
井置中佐闭上眼睛苦虑了好久，终于下达了撤退命令。他知道，这样做自己难免一死，但是可以用一人之死，换来百人之生。什么“没有进攻精神就不是军人”“为大日本帝国像樱花一样流尽最后一滴血”，什么“拿出大和魂来拼命”，眼看着具尸体一分一秒地腐烂发臭，井置十分清醒，世上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
他们告别了具同伴的尸体，流着眼泪开始撤退，由于几天滴水未进，撤退时非常狼狈，强壮些的士兵走在前面，后面的士兵要拽着前面士兵的腰带，如果有人倒下，就不可能站起来了。幸亏夜色掩护，撤退成功。井置中队成为整个诺门罕战场唯一一个成建制撤回的日军联队。
不可思议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井置保住了个下属的性命不是功劳，而是罪过。当浑身是伤的井置率领部下逃回去之后，师团部很快派来了两个他熟悉的军官，不是慰问，不是感谢，那两个军官带来了小松原道太郎师团长送给井置的一把手枪，劝了井置一夜，让他“为国尽忠”。井置非常气愤，他据理力争——道理多么简单，与其死守毫无价值的高地，不如保留部队的战斗力，难道打仗的目的就是为了去死吗？
激烈的争吵没有结果，小松原道太郎通过军医部长告诉井置，说他有糖尿病，腿部的伤是治不好的。换言之，反正你也活不成了，不如自作了断。井置没有选择剖腹，他毅然决然放弃了武士的荣誉，也不管什么大日本皇军的尊严，衣冠不整，放浪形骸，随随便便朝着自己的脑袋就开了一枪。如果说近泽大佐的死是一种逃脱，那么井置中佐的死更接近于反抗。
据战后的资料显示，在二战的各个战场，日本军官中自杀和被自杀者不计其数，而且都是军中精英，这也是日本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关东军在诺门罕连连失败，东京的报纸却在连篇累牍地宣传大日本帝国军人之如何威武英勇，武士道精神之如何战无不胜，与此同时，海拉尔西山樟子松林中的侵华日军神社里，那些曾经舍生忘死，喋血沙场的天皇肱骨，一个又一个的“大和忠魂”，变成了一坛坛褐色的骨灰。秋风吹来，寒凉彻骨，送别井置中佐的一百名部下不愿意离开，他们终于明白，鲜血在这个荒诞的体制中没有价值，无不心灰意冷。
8月21日，苏军的总攻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可是关东军总司令植田谦吉不肯认输， 下令从已经被包围的部队中抽14个步兵大队组成反攻兵团。这个命令引起日军内部的强烈反感，旅团长森田，再也不能忍下去了，他直言：“都死光了，还进什么攻？”但是上司的回答是：就是全体“玉碎”也要进攻，当晚必须攻下高地。
担任反攻的日本步兵，只好身背最后的燃烧瓶，爬出坍塌的工事，冲向了旷野。事实毫无悬念，苏军的炮火铺天盖地，日军像康拜因前的麦浪一样纷纷倒掉。有些敢死队员试图重施故技，跳上苏军坦克、装甲车投掷燃烧瓶，谁知苏军有备而来，车辆已经换上了不易燃烧的柴油，车外也装置了铁蒺藜，迎头而上的敢死队员顷刻间化为灰烬。日军虽然前进了不足两公里，却付出了几乎全军覆没的代价。悲哀的是，日军士兵全部“玉碎”到底，没有人向苏军投降，以求保留宝贵的生命。小松原道太郎在他的战争日记中写道——“士兵们都高呼着万岁，冲了上去。”他是不知道那些“玉碎”的士兵的真实想法，还是在作一种虚假的粉饰，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在他的眼里，士兵原本就是一群上足了发条的玩偶，没有头脑，没有血肉，也没有什么个人意志。
事实上，那些历尽劫波的关东军官兵当中，面对喷射而来的蓝色火焰，的确有人喊着“天皇陛下万岁”向死而去，但是大多数人都是满怀愤懑和悲伤，不得已而为之。东宗治中佐是23师团71联队的代理联队长，他面对上司的命令，无力回天，只好带领最后的17名军官发起自杀式冲锋。但是东宗治最后留在世界上的声音十分清晰，彻底摆脱了自己与东京那个神龛的关系。他是高喊着“东中佐本年49岁”冲出去的。我是东宗治，我是我自己，我就这样死了，年49岁——那过去了的忠诚都是一场空，死了，死了，只剩下这真实的一嗓子。
关东军在苏军的强势大反攻之下，败退到远离边境的将军庙一带。日本军政府的战报竭力赞颂关东军将士樱花浸血，“玉碎”诺门罕，英雄盖世，却一直没有提起小松原道太郎的参谋长冈本德三。就是这个属于日军少壮派的好战分子冈本德三，在完全没有可能的情况下，命令部队“前进一米，也要反攻”，造成了无数士兵伤亡。冈本德三双腿被炸断之后，住进医院。仇恨的潮水已经在四周涌动，他竟然毫无防范，最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伤兵们砍死在病床上。按理说，都是患难兄弟，伤兵为什么不能饶恕这个已经瘫如烂泥的上司？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在士兵的眼里，他就是造成悲剧的恶魔。
一个在诺门罕战场死里逃生的士兵写下了忧伤的《诺门罕战歌》，在日本传唱多年，成了日本寡妇怀念丈夫的歌谣：
对面的山是僧布尔山，
脚下的河是哈拉哈河，
十个联队的人啊，
死了成千上万，
天皇在东京眺望，
司令官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去升天成神……
六
日本关东军在呼伦贝尔犯下的反人类罪，罄竹难书；日本关东军在呼伦贝尔欠下的血债，累累如巉！而当日本关东军战败逃走之后，敦厚善良的草原人对遗留在呼伦贝尔贝尔的日本妇孺，却是恩情似海。
我们且不说海拉尔北山日军工事里那一串串中国劳工的白骨，是在劳工们活着的时候被关东军用钢筋穿过肩胛骨造成的；且不说草原上有多少母亲的儿子早上出去放牧，就永远没有回来，最终只见到的是一坛褐色的骨灰；且不说有多少被迫当了日伪警备军的蒙古男儿不肯向本是同根生的蒙古国士兵开枪，或者借上战场之机逃跑到蒙古国，结果全家受到株连，草原上血流成河……
我们只说一件事，足以证明当年的日本关东军何其毒也！
在诺门罕战场遭受苏军重创之后，日军决定向哈拉哈河布撒细菌武器，试图用最恶毒的招数，置苏蒙军于死地。夏日里，大兴安岭林缘草原碧绿如洗，繁花摇曳，清纯的空气沁人肺腑。一个半农半牧的小山村，躲在静静的山谷中，一缕炊烟，几垄青蔬，安恬如世外桃源。任何一个内心善良的人，行走在这里，心里都会充满温情。据参加过投放细菌活动的日军部队成员鹤田兼敏（家住日本佐贺县唐津市新町）回忆：“投放细菌那天，我们班下午从将军庙出发，在途中发现了一户农家，我们就伪装成过路的日本人，在农家休息了一会儿。那农民一家对我们还挺热情，特意包了韭菜（馅）饺子招待我们。我们临走时趁着主人没注意，在屋子里悄悄撒了一些鼠疫菌。当我们完成任务，从哈拉哈河返回时，又去看了一下那个农家，可是那农家一家三口全都死了。”我们不知道这些关东军当时有没有罪孽深重之感，但是从返回后“又去看了一下那个农家”这句话里可以获知，他们想去看什么呢？无非想看看他们研制的细菌武器是否有效罢了。至于中国人的好，中国人的命，对他们来说，就是其脚下任意践踏的草。
年8月，苏联红军越过额尔古纳河，向关东军盘踞了十四年的海拉尔城发起强攻， 号称固若金汤的关东军对苏第一道防线顷刻间溃败如山倒。这时，日本男人们只顾自己抱头鼠窜，将跟他们来到草原的老婆孩子，弃如风雪中的樱花，甚至以“玉碎”的名义，在她们柔弱身躯上施以残忍的枪弹。而在昨天，他们还是她们一往情深的亲人。
9日那天，海拉尔雨后初晴，一片凉爽清新。呼伦贝尔的老画家徐耀祖老先生，那时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他刚刚进入教室，还没有放下书包，老师就告诉大家，不上课了，哪里都不要去，赶紧回家，和你们的父母在一起。徐耀祖和他的小伙伴像撒欢的小牛犊一样冲出校门，立马就把老师的话忘到大草原上去了。他们奔向大庙市场，在附近繁华的街区游逛。当他们走到中央大街日本银行门前时，只听咯吱一声，平常紧闭的灰色院门打开了，银行的日本经理和她的妻子儿女走了出来。那个经理一身军装，拿着手枪，他的妻子穿着丝绸和服，脸色苍白，两手牵着一儿一女。徐耀祖先生说，那两个日本孩子比自己的年龄小一些，脚上的皮鞋锃亮。日本女人默默地带着两个孩子并排跪在街边下水道的木板盖上。没有任何停顿时间，枪就响了，日本女人和她的孩子向前倒下，脸砸在下水道盖上，血流如注。那个当丈夫和父亲的日本男人脸上冷若冰霜，头都没有回一下，提着手枪，上了一辆关东军的卡车逃命了。
四十四年前，我在海拉尔邮电局电报科学徒。我值夜班的电报房，是原日伪电话电报局旧楼的第二层。看这座楼就知道，日本侵略者打的是“长治久安”的算盘，地基深，墙体厚，认真到每一个细微处。可他们建造的楼梯却很不适合海拉尔的天气——裸立在室外，由一条条悬空的长木板构成阶梯，就像挂在墙上的舞台布景。记得那是个星空朗月的冬夜，我下楼梯去厕所，一出门，感觉楼梯在晃动，定定神，发现楼梯是安稳的，接着走下去，觉得自己的身子还是在晃，仿佛有一只手在拽我，推我，四周还隐约浮现着某种声音，诡异极了。那时我经常值夜班，便想可能是由于平时休息不好，脑子里出现了幻觉，依旧下了楼。在厕所里，我觉得那隐约的声音跟着我来了，更加清晰，就像女人嘤嘤的哭泣。定神一听，却只有身后电报房传出的电键声。后来，我值夜班的时候，这种情形接连出现过几次。
那时我父亲工作的海拉尔肉联厂，有一位姓朱的老机线员，他曾经是伪满海拉尔电话电报局的工人。朱大爷告诉我，原来我工作了五年的“局子”（朱大爷延续了当年的叫法），竟是个亡灵飘沦之地。他说年日本军撤退那天，他正在外面出班修线路，突然间全市的电话都断掉了。在他返回的路上，听见一阵枪声，就见日本人的大卡车，疯了一样从自己身边开过，局子的日本经理们都穿上了军装，拿着枪，坐在那辆汽车上。他到了局子一看，静悄悄的没有人露面。后来知道是日本人战败了，躲起来的中国工人才出来。后来看到佛教协会的人来收尸，才知道局子的厕所里，横七竖八地躺了十多个日本女话务员的尸体，她们是被逃走的日本特务们逼到厕所里枪毙的。朱大爷当时年轻，仗着胆子进厕所看了看。他说自己真是后悔一辈子。那情景太惨了，平日杨柳粉白的日本姑娘死相太惨，没有一个不是身中数弹的，有的脑袋都打碎了，有的头扎在粪坑里，一看就知道她们是挣扎着不想死的。朱大爷说，他经常在局子院里遇到日本女话务员，一个个年龄也就十八九岁，不像日本男人那样凶神恶煞，不必给她们鞠躬。下雪天了，那些日本姑娘还穿着薄薄的白袜子，拖着木屐，呱嗒呱嗒地从楼上下来，碎步小跑着去上厕所……
女性，乃是世界的花朵，人类的母亲。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民族的未来。而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应该是让她们依靠的一座山，抚养她们的一条江，即使出去喋血拼杀，那也是为了让她们安于温饱，得到尊重。在中国，杀妻灭子的陈世美，骂名永流传；在欧洲，泰坦尼克号遇难时，当时的世界首富亚斯特四世，把怀孕五个月的妻子送上救生船，冲着她们远去的方向，高喊道：“我爱你们！”然后把自己在救生船上的座位让给了一个三等舱的爱尔兰妇女。同在船上的大银行家古根海姆，给他太太写下遗言：“这艘船上不会有任何女性因我抢占了位置而留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生，我会像一个真正男子汉。”
灾难往往成为诠释历史的词典，绝境是一种无情的写照。人性的谷底是一个尘封的种子仓库，贪婪、邪恶、残忍随时可能发芽，文明绝非是时间必然的结果，也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升，只有智慧和理性才能让一个民族学会自我排毒，将人性的垃圾渐渐焚化成灰。悲哀的是，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日本，在呼伦贝尔让世界看到的是蒙昧时代野蛮人性的重现。
苏联红军占领海拉尔后开始清理日本特务，他们在城内外要隘，要求所有路过男女，一律脱鞋，看见脚上有木屐茧的一律抓捕。结果，他们没抓到几个日本男人，倒是聚拢了一大群拖儿带女的日本女人。这些日本女人好歹还算幸运，没有被一枪“玉碎”，然而整日在家相夫教子的她们，往后怎么活下去呢？她们抱着孩子沦落街头，跪守在妓院、旅店和中国老百姓家门口，不论做妓女还是当佣人，或者干脆嫁给平日她们最看不起的中国男人做小，只要有一口饭，可以喂养她们的孩子就行。
是曾经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呼伦贝尔人，救助了这些无依无靠的日本妇孺。
年8月11日上午，在海拉尔城南五十公里开外的锡尼河草原，一个布里亚特蒙古牧人，正骑着马放羊。早秋的阳光炽热，他的羊扎堆躲在一片云的影子里小憩，突然不远处传来弱弱的哭声。他收着马缰，绕着圈寻找，发现一个草窠里扔着两个孩子，孩子的被子上绣的字，让他知道那是日本人的孩子。看来是这两个孩子的父母逃走了，不要他们了。牧人抱起孩子一看，那个男孩一岁多的样子，饿得见到牧人的手指就啃；女孩是个襁褓中的婴儿，也已经气息奄奄，快要饿死了。在外放羊的牧人，身上只有牛奶和干面包，他就喂给这两个孩子吃，大男孩拼命吃，吃得太多，加上原本的虚弱，第二天就死了；那个女孩，成了牧人一家的宝贝女儿，草原上的乡亲都知道他是日本姑娘，却没有谁把她当成外人。长大成人之后，父母按她的心愿把她嫁给了一个布里亚特蒙古族小伙儿，开枝散叶，儿孙满堂。现在她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来往，她发现日本的幼儿教育很先进，便安排自己的儿子儿媳，去日本的幼儿园打工，之后帮助他们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创办了一个民族幼儿园，用先进的教育理念，把传统的游牧文化传授给下一代。
我最了解的是老海拉尔的日本大夫中村登美，曾经用非虚构的形式，记录了她在呼伦贝尔四十年的人生经历。她一只眼睛残疾，年为谋生到中国额尔古纳吉拉林当助产士。由于嫁给了一个中国小伙子，被周围的日本人孤立。年，她没有跟日本军队逃走，留在了中国。是老海拉尔城正阳街的大妈们和她的公爹在苏联红军面前为她担保，使她没有被当做战俘送到西伯利亚。中国百姓人家那时生活都很困难，但是，公公婆婆无论多难，都要时常给她弄一点大米和“米绍”（大酱）吃，宽慰她的思乡之情。建国医院做了妇产科医生，一直有技术高、医德好的美誉。我看了她的档案，她在自传里写道：“我的工资是元（六十年代），是全院最高的，我很幸福……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大大的好，中国大大的好。”对于呼伦贝尔，她始终心怀感恩，为了抢救一个患有梅毒的产妇生下的婴儿，她曾用自己的嘴，在那个婴儿嘴里吸出三个血块；为了救一个难产产妇，她在暴风雪里坐着马车走了半宿，到了陈巴尔虎草原深处，把一个被认为有鬼怪附体的难产妇女，从四处透风的蒙古包，搬回有火炕的屋子，救治到天亮，保得母子平安。夜里，她累得往地上的干草堆一倒就睡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她感觉到自己的脸上有什么在轻轻地动，她睁开眼睛一看，赶紧又闭上了眼睛。因为那个产妇的母亲，一个蒙古族老阿妈，正一边流着泪一边在她脸上亲吻……
诺门罕草原的一个小镇上住着一位退休女教师，她就是日本遗孤乌云挂（化名）。日军战败时，她母亲带着她和两个弟弟一起服毒自杀，当只有六岁的她，从一个弟弟嘴里抠出药片时，母亲和另一个弟弟已经身亡。后来两家牧民收养了她和弟弟，给了他们父母之爱。她永远忘不了的是，年的四月，一场巨大的暴风雪把她家蒙古包掩埋了两天，推不开门出去取牛粪，蒙古包成了一个封闭的大冰窖。慈爱的阿妈自己忍受着饥饿和寒冷，始终用蒙古袍包裹着她，又解开自己的胸襟，把一块冻成了冰块的牛奶，贴在肉上暖软，然后用手指将牛奶上的奶油，一口一口地抿到她嘴里……
年我的先生孙愈作为记者采访了乌云挂，当时正好有一个日本访问团来呼伦贝尔参加那达慕大会，他便搭桥牵线，让这个访问团帮助乌云挂联系到了她在日本的亲属。但是乌云挂不喜欢日本，她到日本看望了生身父亲，很快就返回草原。她对让她站起来、骑上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满怀感恩。现在，如果你在阿木古郎与她相遇，很难看出她和其它巴尔虎阿妈有什么区别。记得孙愈说：“当年她用汉语回答我的采访，说着说着就变成了蒙语，这时她便笑笑，说我还是习惯讲母语。”我想，在乌云挂心里，蒙语是来自母亲的，她是这片草原的孩子。
人们说血浓于水，但是血液的源头是水，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锅奶茶养一生一世的亲情。在草原博大的母体里，那些被遗弃的日本女性和她们的孩子，已经和大地的泥土融为一体。呼伦贝尔的阳光和雨水，让她们成为苏琪琪格花一般质朴的生命。
七
从年至今的12年间，我多次行走于诺门罕草原，看到这里的生态已经恢复良好，看到诺门罕战争遗址陈列馆已经建成，当年兀立的旧炮弹，被排列成“和平”两个大字，醒目地摆在草原上。记忆中的瞭望塔不见了，那个可爱的小战士应该已经复员归乡。听说偶尔有日本的游客来此一游，但是并没有耋耄老兵，都是记忆短浅的年轻一族。
“诺门罕樱”的悲剧已经落幕，美丽的苏琪琪格遍布原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近日消息，日本NHK自揭了关东军部队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还有一位令人尊敬的日本学者公开了自己珍藏的古地图，证明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这无疑是日本理性和进步的表现，立刻得到了亚洲和世界的肯定；而同时，在日本的BBS上出现一篇点击量惊人的帖子，酷似东条英机、辻政信之流借尸还魂，其口气，其观点，竟然一点都没有改变：由于日本的地理位置和资源的匮乏，决定了我国发展的终极，就是发动战争……
全人类都应该问一问东瀛之岛那些蠢蠢欲动的战争狂人——你们可还记得广岛、长崎上空的蘑菇云吗？
风吹雪，花已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