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左承统同志《回忆录》
一、左家塔动员布置暴动起义的会议
大约年5月下旬或6月初左右，方言来到我家召开动员武装暴动起义的会议。记得首先他讲了当时形势，又确定我们这个地下组织改组为县工委，明确我担任县工委书记，周铁泗负责组织，谭徽岗负责宣传，再传达省工委决定，要我们发动群众，组织武装配合解放湖南。他说计划将我们可能掌握的武装组成湖南省人民解放军湘西纵队，他是湘西纵队的政治委员，纵队下共计划组成若干个突击大队，并说这几个大队中，只有我们是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其余的都是陈采夫的两面武装，即各县自卫总队，要我们带头暴动起义，陈采夫的两面武装立即先后起义响应。我们当时积极拥护这个指示，我还认为如果这样干，万一大军渡江遭到敌人抵抗时，我们这支部队就可配合作战，扰乱敌人后方，相继北击；如果沿江无仗打，我们的武装可以迎接大军，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等等。方用当时给我们这个大队叫第四突击大队（后来指战员简称“四突”），还指定我为政治委员，谭徽岗为副政治委员，周铁泗为政治部主任，其余人员叫我们起义后自己安排。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方用、谭徽岗、周铁泗、刘裕舫、金汉川、高伯勋和我等人，计划分三路暴动起义，一路由我率左承金组织农民夺取伪三贤乡公所二十来支枪，再拿走荆南乡的人枪，计划我可得到该两乡的长短枪共七十多支；第二路由周铁泗、刘裕舫、李代宣以红庙乡武装为主，于天刚黎明时袭击驻在江湾的伪东路联乡大队的直属中队，随即袭夺伪官垸乡和伪三洲乡的乡武装，如全部计划实现，可以得到长短枪共一百多支；第三路由谭徽岗计划以北路联乡大队直属中队为主，袭夺梦溪、盐井两乡的乡武装，如全部计划实现，全大队将有三百多至近四百支长短枪。会上决定在6月24日黎明三路同时开始暴动起义。
二、夺取三贤乡和荆南的枪支
这次会议以后，我即将决定告诉左承金，要他把隐蔽在徐思顺家的陈汉找来调出去，并迅速组织积极的农民于6月24日晨集合，又将会议精神通知陈敦柽，请他立即转达给王绍思和荆南乡乡队副何彬，把该乡武装的人枪，在23日集合齐，做战斗准备，听候调动，又派人将赵楚湘从澧城召来，要他千方百计打入澧县自卫总队龚玉凡的总队部中，做我们的内探。到6月24日晨，左承金与陈汉组织的二十多名农民，以假装打架、骂架的纠纷模样，请求乡公所裁决，先后拥入伪三贤乡公所，我则作为调解纠纷的人进去，看见步枪都挂在乡队部的木壁上，一声招呼，积极分子先夺了门卫的枪，随即夺取了乡中队部挂的近二十支枪和子弹袋，我立即在乡公所附近马家河堤坡下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共产党的来到和党的政策，宣布我们军队的三大纪律，命令伪乡政人员今后要表面听国民党的而实际听共产党的，还警告他们不得损害我们指战员家属的一根毫毛等等。
正当我在召开群众大会的时候，忽然河南岸有一支短枪队到达，开始我以为是敌人的便衣队，派人再探，则是赵楚湘率领雷秀江、于天荫、于自善等带来短枪七八支，从津市来马家河参加我们起义队伍的，赵楚湘说他找不到打入龚玉凡自卫队的门径，便带雷、于等的枪来参加起义。
三贤乡还有两支短枪，因为该乡乡队副出差未归，没有夺到，我叫左承金布置李祖和、徐思顺安排几个积极分子，等他们出差回来时秘密弄到手，后李、徐等人夺到了这两支枪，当我们进入津市时，交给了大队。
我们随即挥军北向荆南乡公所，由于澧县县政府将我们暴动起义的消息已用电话普遍通知各乡，伪荆南乡乡长刘配清竟把乡中队的枪支带到附近两里多的金鸡窝郑双月地主家里去了，我们随即由地下党员分支书记陈敦柽带领赶到那个地主家中，把伪乡长刘配清从床底下拉出来予以斥责教育，令他选择去从，同时陈敦柽叫地下党员何宗汉通知荆南乡乡队副地下党员何彬、地下党员班长方适海等集合该乡武装，由我给他讲话动员后，该乡五十多支长枪、四支短枪的人枪，全部愿意参加起义，只是还有短枪两支和子弹三千多发，系由前荆南乡乡长艾子雄收藏，我们又包围了艾子雄的土墙围子，双方僵持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我们的一些战士爬上了他的屋顶，要攻毁他的全家时，这才迫使他把枪和子弹交出来。我分工负责暴动起义的一路，算按预定计划取得成功，当即将部队进攻伪枫林乡。当我们到达枫林乡乡公所的如东铺时，该乡公所及乡武装接到县政府的电话后，早已逃之夭夭了。由于指战员们紧张地开展了一整天的军事行动，没有吃一餐饭，都感到力疲腹饥，加上我们在这个乡平日无工作基础，便不再行动，就在如东铺乡公所驻扎造饭过夜，等待其他两路来会师。
三、红庙一路暴动起义取得更大的成就
左家塔动员起义会议后，周铁泗、刘裕舫、李代宣等负责的一路，因李代宣自己是伪红庙乡的乡长，全部武装的骨干都是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行动的条件更有利些，他们在经过几天紧张的活动，策动了伪东路联乡大队长龚剑萍、副大队长左兴平及其直属中队参加起义，不需要原来计划用的袭歼夺取的方式，就更减少了起义的阻力。也就在我们约定六月二十四日起义的早晨，恰有国民党主力部队一个美装排，押一只军火船从水路松滋支河朝长江方向开去，经过红庙乡公所时，他们上岸向乡公所要鸡鸭鱼肉，李代宣等虚与周旋，照数把他们所要的东西给了他们。这只军火船继续沿河北驶，到南盘（今红庙公社境内）上岸，把弄到的鸡鸭鱼肉办成酒席，猜拳喝酒。哪知他们的船一离开红庙，周铁泗等即派红庙乡武装班长陈经武率以短枪为主的一个班，从陆上捷道追赴南盘，接着李代宣率领杜昌勋等带着乡武装人员作接应。当陈经武追至南盘时，这个反动排除一个放哨的外，其余的官兵都把枪架在一旁，在沙滩上饮酒作乐，得意忘形。陈经武当即打了一梭子弹，击毙了那个放哨的伪兵，其余的匪官兵慌作一团，都乖乖当了我们的俘虏。这次行动，我们打死敌兵一名，俘虏伪排长一名，匪兵二十余名，缴获轻机枪一支、冲锋枪一支、美造步枪二十余支，连其他步枪共约四十多支，子弹万余发，手榴弹几百个，还有当时我们不认识也不会使用的许多武器，如火箭筒、火箭炮之类，全被战士们抛入河中，这些俘虏兵经过教育随即释放。由于我们袭歼缴获了一个蒋帮主力美装排，不但加强了我队的武装，补充了我们的弹药，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我军的士气，壮大了我军的声势，使敌人大为震惊。
周铁泗、李代宣等在南盘获胜利后，随即挥军东袭余家台，夺取了三洲乡乡武装的枪支，龚剑萍、左兴平以联乡大队长的名义，给他所领导的官垸乡（设官垸码头）的乡武装做策动他们起义的工作，该乡的地下党员和外围组织的人员也积极策动他们起义，于是，伪官垸乡的乡武装也参加了起义行列。这样，周铁泗负责起义的一路，在一天之内比我负责的一路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四、如东铺会师整编和第四突击大队的公开宣布成立
六月二十五日，即我们暴动起义后的第二天早晨，周铁泗负责的起义队伍的先头部队龚剑萍率领的原东路联乡大队直属中队，开到如东铺与我负责的一路队伍会师，又周铁泗、刘玉舫、李代宣等率领的部队也跟着到达。值此之际，为了当时军事行动的需要，于是一面进行修整，一面等待着谭徽岗负责的一路起义部队来会合，结果在如东铺等了一天半，不见谭徽岗带部队来会合，也不见他派人来通报消息。在这一天半中，我们召开部队的骨干会议，公开打出湖南人民解放军第四突击大队的旗号，这时全大队有长短枪约三百多支，近四百人。
鉴于我们这支暴动起义的队伍，除政治工作人员外，基本上是国民党的区乡武装，加上一些游杂武装而成，流氓无产阶级成分很多，怕他们一时难守我们的纪律，影响党和第四突击大队的声誉，便将参加起义的地下党员和外围组织的一些积极的小知识分子，派到中队、分队，有的还分配到班里去，有的给予政治正或副指导员的名义，有的给予政治干事的名义，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在进到毛里湖以前几天时间里，流动性大，调动频繁，哪里需要就派到哪里去。回忆当时做这类工作的有党员陈汉、粟德忠、贺敏功、宋昌文、赵楚湘、胡先智等，还有当时在外围组织的积极分子李德生、洪波臣、周用国、李华荣等。
五、攻打梦溪镇扑了空
我们在如东铺正式高举义旗，休息了一天多，可是谭徽岗负责的北路暴动起义仍没有消息，我们如何行动？在这个问题上，大队骨干中发生了分歧，以周铁泗为主的一部分同志，主张将部队开到澧县、公安、安乡三县交界处的黄山头去，进行整顿训练；另有几个同志如雷秀江等，则极力主张迅速南进到毛里湖建立根据地，并提出毛里湖地形利于打游击等等理由。我认为这两种意见当时都不适合，黄山头是座孤山头，面积太少，不能容纳几百人开展活动，四周是垸子，湖泊纵横，极难以隐蔽行军；毛里湖地带虽有利，但我们在那里工作无基础，且其位置在澧县南端，距长江越远，与我们配合迎接大军解放湖南的任务不适合，特别我看到谭徽岗负责起义的一路没有一点消息，我怕他起义的活动遇到了危险，便决定先攻梦溪镇，把谭徽岗的危险解除后再说。于是大队提早吃过午饭，分两路进军，周铁泗与副大队长龚剑萍率第一中队沿涔水河堤急进，向梦溪镇的南街口进攻；大队长刘玉舫、副大队长李代宣和我领大队主力沿澧县北山南麓西向梦溪镇的北街口进攻。
当我们大队主力沿北山南麓西行至顺林驿的西南面时，得到几个地下活动的积极分子报告说，有国民党改编的游杂部队熊雄的一个团在那一带奸淫掳掠，毒害老百姓，接着又有几起老农和老妇哭诉熊雄的罪行，我看到在我们行军的道路附近有这样一支土匪队伍，是我们进攻梦溪镇的侧面威胁，便立即命令第四中队急袭熊雄驻扎的村庄。原来土匪熊雄的所谓团，实际只有两支短枪，听到我们袭歼，便仓皇逃遁，我们俘虏了他们几个姨太太和一些被掳掠的妇女、牲畜等，当即留了几个工作人员放还被土匪掳掠的人畜，教育释放被俘的土匪眷属，我们大队主力向梦溪镇急进。
由于我们指挥军事无经验，没有做好联络工作，战士又没有训练，当两路进攻部队在傍晚进抵梦溪镇时，不知哪支部队放了一响枪，便以为是镇上的敌人在进行抵抗，互相打枪向前冲，当部队冲入镇内，不但谭徽岗领导的起义部队见不到，谭徽岗自己和梦溪支部的党员与地下工作人员也看不到来配合我们行动，甚至街上也都关门闭户，连老百姓都见不到了。
指战员从中午到天黑急进军四十里，精疲力竭，腹中饥馁，特别是扑了一个空，便感到泄气，有的讲怪话，周铁泗同志也向我提出批评，说我左倾盲动，没有听取他的意见，这时我对梦溪支部的起义工作感到做得不太好，但又不好公开发泄。我住进谭徽岗的家，布置了几个人去找梦溪商会的负责人和设法与梦溪的地下党员联系，一会儿商会的一个负责人来，才给指战员安排吃饭。在这种埋怨情绪下，我又担心战士们破坏纪律，叫大队政治处又重申三大纪律，加强政治工作，大队部参谋处布置好侦查巡逻，使疲乏的战士在晚饭后迅速休息睡觉，恢复体力，以便随时应付军事行动。
大约在二更以后，袁生玉来会见我，我要她立即把谭徽岗找来，不一会儿谭徽岗就来了，他那副垂头丧气羞见故人的样子，我满腹埋怨的情绪也不好当着他的面发泄出来。我询问他发动起义的情况，他回答由于易法芸不同意武装暴动起义，所以没有暴动起来。北路联乡大队与梦溪乡的武装，探得我们大队要来袭攻梦溪镇，前一小时已撤到涔河南岸隐蔽去了。经我详细追问，才知梦溪党支部实际上是由易法芸控制掌握的，地下党员和地下控制的武装都听易法芸的，易法芸一反对起义，谭徽岗的暴动计划便全部实现不了，可是事已至此，我单纯埋怨批评谭徽岗有什么用呢？况且党指定我负责澧县县工委，对这个支部起义的失败，我也要负很大的责任的，因之我反而心平气和地征求谭徽岗的意见，问他是否和我们部队一块儿行动？他表示自己是坚决参加部队行动的。
六、向澧县东部回师
就在梦溪镇三更以后不久，得到紧急情报，国民党反动派已调兵对我军进剿，湖北的保安第二旅和第八旅各有大部分军队，分别从松滋、公安方向开往湘鄂边境，组织我们向湖北进攻，湖南则调石门县自卫总队进驻石门、澧县边境，组织我们进入澧县西北的大山区，澧县自卫总队直接向梦溪镇进攻我们，只有澧县的东南部暂时没有国民党的军队，于是我们决定向东回师，紧急布置造饭，在五更左右吃完饭后，黎明前大队便出发，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先向北开，好像要进攻湖北的模样，到了肖家桥便急折东进，当日中午就抵达松滋河的青龙窖对河，恰遇津市向沙市开的一艘轮船。由于这时我们经济发生了极大困难，几百人供给毫无来源，遇着国民党的田粮仓库，进入一个集镇抓着一个伪保长才弄到饭吃。指战员都是只穿一套单衣裤进行起义的，经过几天的军事行动，衣裤都穿得很脏、很臭，有的指战员衣裤被扯破，脚上穿的都是破草鞋，因此我们决定拦缴这艘轮船，凡是身带银洋十元以上的巨商大贾的十几箱卷烟和几十匹白布以及太太小姐模样的金银首饰，全部打借条拿走。接着我们就在新河口（今红庙公社境内地余原仁和垸与中合垸交界的渡口）过河，进驻伪三洲乡乡公所所在余家台。
余家台有反动政府的田粮仓库，吃饭问题可以解决。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夜，休整部队，把从轮船上掳获的银洋每人发了三元，把掳获的布匹因买不到染料，便用槐树汁染成灰不灰、黄不黄的色布给每个指战员做了一套短衫、裤，每人发了几包卷烟，多余的布匹与卷烟全部发散给当地附近的贫农群众。
七、摸了老虎的屁股
就在我们拦截轮船进往余家台不到两小时，又得到情报说，有从津市开出的轮船一艘并带大拖船几只，船上架了机枪，已经向观音港入口过红庙向北开往沙市，我们听到这消息心中大喜，认为这必定是个国民党军队主要头目开往沙市的船，至少是一艘重要军事物资的运输船，敌人可能认为我们还在澧县北路湘鄂边区一带，料不到我们已突击回到澧县东岸松滋河畔的余家台，所以才敢向这里航行。我们当即决定要歼灭这艘军差船，由副大队长兼参谋长李代宣率领第二、三两个中队，埋伏在北河口的两岸堤上，等这几艘军差船驶入埋伏圈深处时，一齐开枪，务求全歼。由于我们这支部队复杂，没有经过严密训练，作战技术更差，他们没有等到这批船进入伏击圈就开了枪，结果这批船的武装敌人，紧急将船靠岸与我军对抗作战。伏击既失败，不宜与敌人硬拼，只好撤回余家台，敌人不多，他们又摸不清我们的虚实，便不敢过河追击，只将他们的轮船、拖船驶回到津市。事后得知这批船是扼守长江中游的国民党集团军司令官宋希濂开向沙市的船；又说是其副司令陈克非开向沙市的船，究竟如何，我们也未调查清楚。
经过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宋希濂老虎的屁股，惹起宋希濂的大怒，他在津市大发雷霆，下令调集十个团来围剿我们（其实只有十个团的番号，以后证明先后参加围剿我们的番号，有湖北两个保安派，各有一个团，陈策勋独立旅的一个团，另加上陈洪、戈斗、刘标与江正发四个游杂团，澧县、安乡、临澧、石门四个县的自卫总队，另外还有澧县、临澧警察武装中队的一部分）。从此，我们的军事武装活动便进入被围剿阶段。
八、撤离余家台的夜行军
在我们摸宋希濂屁股的第三天上午，江正发团作为围剿我们的先头部队开到东港，距我们大队驻地余家台约五、六里对河相望，他与李代宣同是一个红帮山头，他二人平素有较深厚的往来，因此江派一个秘书使者找李代宣说：“你们好大的胆子呀！竟敢在宋希濂的太岁头上动土，拦击他的船，现在宋希濂在津市恼羞成怒，调了十个团来围剿你们，我们团是作为先锋团，我们都是兄弟伙，你们看如何办好？江团长要你去东港与他面商”等等。李代宣把这个情况向我们汇报后，当即商定由他自己或派一个心腹人去与江正发商谈，希望江正发认清形势，不要为别人来做走狗进攻我们，万一江正发太不够朋友，要与我们拼，他的团也只一、二百条枪，从没有打个仗，拼起来他也是得不到便宜的，当我们打垮他之日，也是国民党杀他的头颅之时了。李代宣派人去与江正发谈判的结果是：他决不打我们，他的部队向天射击，装作假攻模样，我们部队则趁黑夜撤离余家台，并送给他两部我们剿获的电话机等物，让他好回去向他的上级交差。
我们当时又往哪里撤呢？北面是湖北两个保安旅阻击在湘鄂边界附近，东面是安乡县曾纪民的自卫总队阻击在澧县、安乡边境，西面是进攻我们的主力，只有西南方围剿军尚未到达。雷秀江再次提出建议，主张大队南进到毛里湖，他又说他老家是住在毛里湖西边，他在那里有群众基础，一切供应掩护，他可以完全负责等等。这样，我们便以毛里湖为目标来进军。
当天夜间，我们趁黑夜先向东在新码头下渡，过松滋河至今安澧垸澧安边境澧县所属的西堤，再至闸码头，四分局沿河南下。由于我们当时大队共只有长、短枪三百多支，而人员已增加到七八百，拖累太重，不利于急行军和作战，不得已便分别将徒手的队员动员了大部分潜伏回到地方去工作，最后部队剩下约三百多人。由于这一带地下工作较有基础，地下党员、外围工作者平日组织串连的积极分子较多，宣传较深入，基本群众对我们作了很大的支持。怕我们部队迷失道路，他们在住房前燃灯作指引；怕我们热天行军口干渴，他们在路途、住房前摆出茶缸。当我们的大队一过，追击我们的敌人快来时，群众就把灯取走，让敌人走瞎路；把茶缸抬走，让敌人夜里得不到茶水饮。有几个病号也是由当地群众收容掩护的，有的过几天才护送归队。夜行军三十多里，发现战士精疲力竭，就在堤坡旁草地上休息，有不少的战士一坐在地上就倒下去睡着了，虫子、青蛙在他身上爬过也一动不动。我们大队领导，完全不能得到休息，更不能得到睡眠的时间，随时要听前后的情报，要检查指战员们是否有病和掉队的，戴的是破旧麦草帽，穿的是余家台发的短布灰黄色衬衣和短裤，船上新草鞋算是幸福，一个个拖得黄黑瘦瘦的。虽然物质生活上艰苦已极，但全大队人员在困难和被追剿的情况下，都能协力同心，精神充沛，并不觉得有什么苦痛，更没有发现指战员有不满和埋怨声。今天回忆那时的情景，当时同志们的革命毅力、革命友爱、革命感情和革命的乐观、乐趣是多么赤诚、多么无私、多么高尚啊！这些高尚思想和充沛的力量，都是在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产生出来的。
等指战员们稍稍恢复体力后，大队继续前行，过横河至渡口，晨光开始熹微，于是又吩咐沿堤向西急进行军，趁晨抢渡澧水至保河堤，再折西南进军，便到毛里湖集场。时为年6月29日。
九、在毛里湖的一周
毛里湖集镇只有十几户茅屋，三面都是湖，东北面是长二十里宽七里的七里湖，东南面过澧水是安乡的珊珀湖，南面是民康等湖。毛里湖本身呈珊瑚状向西北蜿蜒于各丘陵山岔间，从镇上只有一条路，东北通保河堤往新洲到津市、澧县城，南面有路经渡口、周家店至常德，西面通澧县南部常德北部的广大丘陵山区，遥与桃、慈、石的武陵大山区相接，山峦起伏，水陆湖汊相间，确是一块游击战的良好根据地，可惜我们从前在这里没有开展工作，雷秀江的所谓“基础”，只限于毛里湖西南丘山雷家宗祠附近，也只是在上层乡绅中有些威信，结果，我们在那里终于占得不长久。
大约我们到毛里湖的第三天，留在地方工作的同志派联络员与我们大队联络，略称当前形势与以前有变化，由于我大军在江下游渡江后取得辉煌的胜利，使扼守长江中流的敌军吓破了胆，大军渡长江中游南下，沿江将没有大仗打，因此上级原来决定陈采夫领导的党外围民主促进协会的几支突击大队，现在决定他们不起义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地方治安，保卫本地人民的生命财产，迎接解放，至于我们已经暴动起义的大队，要我们自己坚持下去，大军最近将很快的渡江，在湖南澧县首先获得解放，估计坚持的时间将不会很久的。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我们这里将很快获得解放，广大人民可重见天日；忧的是我们成了孤军，国民党反动派便能集中地方上的游杂武装来残酷的围剿我们，我们这个大队将会暂时面临最严峻的局面。果然，当日四周的情报传来，敌人集中围剿我们的四路兵力已距毛里湖不远了。当时向我们围剿的部队，据侦察悉：东南面是曾纪民率领的安乡自卫总队，已进抵澧县、安乡边境；南面是刘标的游杂团和常德自卫总队的一部分，驻扎在常德县的周家店一带，逐步向北逼近毛里湖；西面是陈洪与戈斗的两个游杂团和临澧警察局的一部分，已进逼到毛里湖西北端（当时系临澧县所属的石板滩现已划归澧县），节节向东进逼；北面是龚玉凡率领的澧县自卫总队中的五个连和警察中队，他们驻扎在新洲；还有陈策勋旅的一个团由津市进至官垸，阻止我们向东北方向突围；在津市还有驻扎的国民党第二军的主力做后盾；再后是湖北进入湖南的两个保安旅，把一个小小的毛里湖的山湖周围，围得水泄不通。当晚，澧县警察中队的一部分想立大功，竟由保河堤向毛里湖偷袭，与我大队的前哨班接触，击毙敌一名伤一名，这个警察中队只好撤退到新洲，我们前哨伸展到保河堤与七里湖的西南岸。
敌人偷袭失败，又对我们施展伎俩，为了拖延时间，好让反动军完全紧缩对毛里湖的包围，从而妄图一举歼灭我们，伪澧县县政府派了两个使者来毛里湖，要我们派代表与他们谈判。我们当时已成了孤军，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敌人围剿我们的情况下，也想用谈判来延缓敌人的进攻，换得时间来等解放大军的渡江。记得我们当时向敌人使者提出了下面的几个条件：1、现在包围我们的敌军要撤退三十里；2、我们第四突击大队的番号不能取消，人员枪支不能调走；3、划伪三贤、荆南、梦溪、枫林、红庙、红湖、官垸、三洲、青赋（即毛里湖附近的八个乡，现为澧县的澧澹、澧东、梦溪、彭家厂、复兴、如东、永丰、梅家港、红庙、红湖、官垸、孟姜、毛里湖等十三个公社）为我们大队的驻扎区与活动区；4、在这个区域内，不得驻扎敌人军队，以免与我们发生冲突；5、在这上述地区内应由伪澧县政府行政，由我们负责治安。敌人使者答应将这些条件带回去报告，并经双方约定于第二天在新洲南面鲁家坪万家祠堂谈判，届时，我们派周铁泗等去与他们谈判，结果敌人代表未到，谈判未举行，于是我们抓紧准备对付敌人的围剿。
由于我们在毛里湖一带平日没有展开工作，雷秀江在这一带虽有一定声望，但他的声望抵不过参加围剿我们的澧县大匪霸马册玉的影响，而且他只限于一些乡绅的上层活动，缺乏真正的群众基础，群众不了解共产党，不接近我们军队，不同我们讲知心话，更不给我们做工作，除我们自己派员侦察的情况外，没有别的情报来源，特别是毛里湖不是乡公所所在地，没有粮仓，部队三百多人的给养，难得供应，常常派武工队出去打给养，要远出到十多里路以外，而且收货极微。后来经过雷秀江自己出面，向十几里路外新民垸国民党的伤兵农场借了一些粮、油、猪，也只吃得几天，要想以此作为根据地来打破敌人的围剿，是极不现实的，于是我们决定突围出去。
十、从毛里湖突围
当时我们的突围计划，是周铁泗与副大队长龚剑萍、参谋处长左心平率王世经的第一中队向东突围，以焦圻、黄山头为目标，沿安澧边境的黄天湖西和堤北进，并明确周铁泗兼第一中队指导员，还派一至二名副指导员。大队的主力则由大队长刘玉舫、副政委谭徽岗、副大队长兼参谋长李代宣和我率领向东突围回到原来我们起义的基地红庙、三贤、荆南一带，并明确胡先智为第二中队的指导员，谭徽岗为第三中队指导员，洪波臣为副指导员。实现了这个计划，如国民党反动派沿江阻止我大军渡江作战，我们第一中队仍可以实行东面以黄山头为据点，拦截敌人松滋河东西支的水上交通，我们大队主力拦截陆路洛韶干线公路与几条北去大道的交通，但在敌人重重围困下，实现这个计划，必须留一支精干的中队于毛里湖来牵制敌人，并掩护我大队的主力突围，这是一件艰巨的任务，甚至比突围部队更危险、更困难，我便把我负责暴动起义的第四中队和雷秀江、于天荫等起义的七八条短枪分配来担任这项任务。当时何彬对完成此项任务有难色，我即召集四中队长何彬、指导员赵楚湘、主要干部政治干事陈汉与雷秀江等进行动员，雷秀江对完成这项任务则表现很有把握，记得他发言说：“这项任务我们一定能够完成，把大队掩护走后，如敌人大队来围剿我们，我们能集体战则集体战，不能集体战则化整为零队隐藏分散游击，毛里湖有九十九个汊，九十九个坝，一个汊坝隐藏一个人，敌人也发现不了我们。”
这一天，安乡地下党一位同志来与周铁泗联系，说曾纪民的安乡自卫总队总部是陈采夫掌握的原来准备起义响应我们党的地下外围两面武装，现在奉令不起义了，对我们围而不击，我看到既然是党的外围武装，便请安乡来的同志与曾部交涉，请安乡自卫总队让出一个缺口，以便我们大队好从安乡方面顺利地突围出去，可是得到的答复是主要我们不进入安乡境，安乡自卫总队决不进攻我们，如果我们进入安乡境，他不阻止我们便不能向他的国民党上级交差，这样我们感动这两面武装不是与我们一条心的。根据十天来武装斗争的严酷考验，经县工委商定，把这段表现革命坚定的指战员发展了一批党员，如副大队长龚剑萍、参谋处长左兴平、雷秀江、于天荫、于自善、左承炳等都是这次发展为党员的。
大约在七月四日晨，周铁泗、龚剑萍渡过澧水突围出去到汇口再北向黄天湖西堤进发，我们大队主力要向东突围出去，遇到大阵雨，障碍很大。那几天长江澧水涨大水、刮大风，宽七里长二十里的七里湖白浪滔天，在湖的四周连一只小船也被敌军抓走了，敌人以为我们插翅也飞不过这道天堑的。我们那天派武工队到处找船也没有找到一只，适逢有五只大的运粮船放空回津市，驶过七里湖，因大风浪加上天空乌黑，他们不敢前进，便抛锚停于保河堤外的湖中，我们武工队便从附近渔民中动员了两只小鱼划子，划上了五艘大粮船，动员船工将船驶近保河堤，我们随即安排指战员提早休息，四更后紧急集合，做过七里湖的动员与准备，在五更吃饭后，大队部与第二、第三中队的指战员和第四队的队友告别上了大船，扯起风篷，乘风破浪地向东疾驶，近十里宽的湖面，没有一小时便达到东岸，敌人在这一带没有驻扎一支部队，因之我们顺利的登岸，突过了敌人的围剿。这时，东方发白，指战员看到顺利地突出了危险圈，一个个喜笑颜开，连年迈的大队长刘玉舫也笑着对我说：“政委，不想你们大学生还能这样指挥军事。”我当时也庆幸之极，随吟出四句小诗录如下：“莫道书生不知兵，有党领导自英明，八百男儿共义举，洞庭千里任纵横。”
大队刚登岸完毕，谭徽岗向我提出说，他这里不能起多大的作用，我们县工委三个人都参加了部队行动，地方上的各党支部与外围可能成了失去领导的状态，他想仍潜伏下去抓地方上的工作，我同意他的意见，并请他派人力求打通江北的联络，如果解放大军一过江，就请他把消息传给我们。这样，谭徽岗便离开了部队。
十一、百里飞袭盐井
我们大队突围既成功，随即商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决定奔袭盐井乡公所。因为该乡乡长熊伯范是个大叛徒、大恶霸，他在大革命时，阴谋杀害了我党在湘鄂边区纵队的负责人胡竹铭和指战员数十人，他的乡武装有四十多支长短枪，质量好，子弹多，是我们平日时时想除掉的对象。我又估计我们原被围在澧县东南端的毛里湖，敌人既没有估计我们能越过七里湖，更不会估计我们一天能奔走一百多里，袭击澧县北端的盐井的。于是我们商量迅速奔袭盐井乡公所，力争活捉熊伯范，缴获盐井乡公所的武器。我们的部队随即急行军，至红庙对河的观音港，红庙乡乡长杨宗斌尚在他家里未起床，把他叫出来对他进行教育，他为我们提供了一顿早饭。大队过河至红庙，到得红庙乡江湾来的情报，津市警察局的武装中队，因津市市面被洪水淹没，该中队移驻在江湾原东路联乡大队的驻所，距红庙只四五里，他们还不知我们突围出来。据此，我与刘玉舫商量决定要李代宣率领两个中队，趁该警察中队不察觉时，迅速予以全歼，可是李代宣不执行这个决定，还说什么“江湾是我的老家，我的家小现在都在那里，我们如果袭歼了这个中队，反动派的军队会把我老家一带糟蹋得一塌糊涂的”等等。
当我们大队继续急行军到大围垸中间的许家铺时，江湾又来报告说，该警察中队还是驻在江湾原地，仍未发现我们回来。我又立即郑重地做决定，要李代宣必须歼灭这个中队，而李代宣依然不执行，接着我们大队到达黑鱼湖南端的杨家铺，找到了六七艘大帆船，乘船向西北过湖沿涔水上驶至袁家港登岸，再向北进至双龙岗，时已下午三、四时，抓住地主胡和民，开他的仓，杀他的猪让指战员们吃。晚饭后，再由梦溪支部地下党员陆振林等为向导，避开大道，专挑山上松间的小径，翻山越岭，行了一夜军，于黎明前抵达盐井峪南的小山岗，我与刘玉舫当即决定要李代宣趁天未明率全大队猛扑盐井乡公所，而李代宣不及时下令冲锋，随着大队行动的两个中队都是李代宣的伪红庙乡乡武装为骨干组成的，如李代宣不下令我们直接下令他们也不会听，反而易引起内部不合，我们只好一再催促李代宣下命令，他一直拖到天明时才下冲锋令，这时敌人发现了我们，熊伯范带着他的乡武装上了盐井的北山，结果我们进入盐井毫无收获。由于李代宣不听命令，我当时深感这支队伍难领导，很担心长久下去，大队有归于失败的危险。接着闻悉湖北的两个保安旅，正在分道向盐井包围，我们抓紧吃顿早饭后，连小径也不敢走，便从密林丛草的山上偷过敌人的视线，沿湘鄂边境丘山向东返回，当日下午返至黑鱼湖南岸的杨家铺，又被敌军所包围了。
十二、严峻的十多天
我们返驻红庙乡的杨家铺后，即派两组工作人员往毛里湖的第四中队和黄山头的第一中队联系，得到的消息是：留在毛里湖的第四中队已被敌人彻底打垮，原来该中队的指导员赵楚湘毫无军事常识，中队长何彬虽是敌旧军官出身，也没有打个仗，陈汉更是一个学生，实际上决定这个中队的指挥权的是雷秀江，雷虽是个老革命，但言大而不实，在那样敌人紧紧逼拢围攻的时刻，他既不派人四处侦察，也不设法布置如何展开作游击战来牵制敌人，竟在和我们大队分别后，将该中队拖到毛里湖一个汊子的丘岗上帮助群众抗旱车水，还荒谬地说什么澧县警察局长是他的族侄，是不会攻打他的，并派人去和伪澧县警察局长联络。就在我们突围出后的次日，临澧警察局的人员为向导，率领陈洪的一个团把我四中队围在那个丘岗上，我四中队指战员没有防备，仓促投入战斗，结果全中队彻底打垮。有地下党员方运海等六人英勇牺牲，雷秀江本人和陈汉、左承炳、封生春、张春生等人先后被俘，其余的都溃散。有部分在解放津市时归了突击大队，有的转入地下参加工作，其中有地下党员肖守元在溃散后寻找部队的途中，投宿他的一个亲戚家，那土匪亲戚看到他佩有一支短枪，便暗中将肖守元杀害，抢走了他的那支短枪。中队长何彬自那次溃散后，一直未与我联系。陈汉、左承炳、封生春等人被关到澧县监狱，受到严刑拷打，左承炳的大拇指也被刑折断，这些同志均有革命节操，没有叛变革命和组织，直到解放大军攻克澧县城才把他们从监狱里救出来。雷秀江被匪俘走，在匪徒们押着他解往桃源途中，遭到潭杰率领的第八大队截击，雷秀江才得获救。
周铁泗、龚剑萍率领突向黄山头的第一中队，未到达黄山头的目的地，开到澧县、安乡交界的黄天湖（今安乡安凝、安福公社的黄天湖）即被敌陈策勋旅的陈宣振营所围困，他们便机智的化整为零，把长枪沉于稻田的苗泥水中或埋于土里，得到安乡地下党和地下工作者的支持，把一些指战员分散安排隐藏在群众中间，由于陈宣振疯狂地搜索，有的人员只得藏在荷叶底下过夜，接着周铁泗等又安排指战员分散渡过松滋河，回到澧县的官垸乡，我们在那里有一定地下工作基础，才较安全地隐蔽起来，因之这一中队人枪没有受到损失。
在掩护我们第一中队的斗争中，当地群众做了光辉的贡献，匪军营长抓住基本群众，捆绑吊打，用各种残酷的刑罚，把有的整得死而复活者，再用铁丝穿掌心、穿胁窝，强迫他们供出突击队员，交出突击队埋的枪支，这几位群众始终没有供招一人一枪，使我们一中队得以安全转移。这几个受酷刑的革命群众，有的因而死去，有的尚带着伤残着存，如刘德贵等人，我建议安乡人民政府予以从优照顾，解决他们的困难。
关于我们这一支在杨家铺一带第四突击大队的主力，当时也是处于极严峻的时刻，四面都是敌人，南面六里的红庙有匪军戈斗的一个团，东西五里路的东港有龚玉凡的澧县自卫总队，北面八里路的张家厂是湖北的保安旅，西南面十里更是国民党正规部队美装的主力，正西面是我老家伪三贤乡属澧阳平原下尾，再西便是澧城，也驻有雄厚部队，在这些第一线包围我们的部队之后，还配有第二线部队，敌人的巡逻和侦察班排，经常伸到杨家铺。这样，我们只好化整为零，把机枪、长枪全部埋藏，只用短枪组成武工队组活动，使用长枪、机枪的人员，白天用小船潜伏在洪水泛滥的黑鱼湖中的芦苇里，晚上则上岸展开活动。我们的大队部设在湖中芦苇深处的一家用土筑的高土台上一栋三间的房子，四周都是树林芦苇长得满满的，从岸上望不见这栋房子，只能坐小船经过芦苇丛中进出，因之敌人虽然怀疑我们在黑鱼湖一带驻扎，但始侦察不到我们真正驻在什么所在。
在这严峻的时间里，我几次带着两个警卫人员身配短枪与手榴弹过湖回到我的老家三贤乡一带去活动，几次我还回到老家去过夜，另有一次我竟利用黄昏进入津市拜访昔日朋友。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制造影响，向我们起义基地的人民群众表示，突击第四大队虽没有如前段那样大声势的活动，但并没有被敌人消灭，力量仍很大，只是活动的方式方法有改变，以期安定基本群众的心，特别安定参加起义的同志家属的心，同时也是向反动派提出事实上的警告，叫他们不敢迫害我们指战员们的家属，不敢揭发逮捕我们潜伏回家的战士与工作人员。
在这段时间，敌人派遣了许多侦察人员化装到黑鱼湖沿岸侦察我们的隐蔽处，由于群众基础好，他们始终没有发现我们的具体所在。有一次一个敌侦察探子扮作贫农挑担菜瓜，侦察到杨家铺，站在我们经常出入的岸边，向我们大队部住的芦苇深处瞭望，被我们武工队发现逮捕，经审讯，该侦察极其顽固凶恶，只得当即秘密处死他，将其尸体沉入湖水中。
来源：津市文史资料（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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