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由往事
文/李华生
1
当春还在沉浸于阳由垸的孩子们朗朗上口的“砍脑壳的高梁，剁八块的北瓜，遭枪打的麻雀”等儿歌时，春由姐姐带起，拿着学前哥哥和姐姐布置做好的作业去学校报名。
春是年在津市五完小启蒙的，启蒙恩师是位年近三十的漂亮女教师，操一口流利动听的湘东普通话。春从开学见到她的第一眼起，就从幼小的心灵里十分喜欢自己的这位班主任老师。只要是她布置的作业或者其它任何事情，春总是不打折扣地都要比其它同学完成得更圆满，春甚至对她有着一种小孩子无法言状的依恋和爱戴。至到30多年后，春把自己儿子的启蒙也托付给了自己当年的启蒙之师。这位让春牵挂了一生的漂亮女教师名叫熊启慧。
春读书的地方叫五完小抑或鸡儿庙，那个时候“破四旧新四新”，庙宇都已被改造，春身在庙中却不知道庙究竟是啥模样。好多年后，春费尽心思总要弄清楚关于皇姑山和鸡儿庙的来历与故事，因为那毕竟是生养和哺育他成长的地方。
皇姑山虽然已经没有了庙观，但传说旧时的皇姑山山麓多有寺观，南麓有三王庙，土砖木檩，庙内靠西头是一间约15平方米小室，为当年庙祝的居室，有门通外间庙堂，没有窗户，以若干匹亮瓦采光。庙堂约20平方米，当年高农校办畜牧场便以此庙为场部。
东麓南有海佛寺，内供观音菩萨的塑像，医院南岸门诊部，年津澧合并，在此修建中共澧县县委会，年，津市和澧县再度分治，医院住院部搬进了县委大院。
由海佛寺北行约二百米，便是金鸡寺，俗称鸡儿庙。寺门有楹联，右联云：“两山横界东西，是桃源路去来，问道向此间指引”，左联是：“一水劈开南北，到洞庭湖会合，溯源在这里分明。”春后来启蒙的津市五完小似乎就是这座庙宇，因为春幼小的心灵里隐隐感受到了大礼堂的神密与庄严。
春的父亲和母亲一样，父亲是一个很为他人着想而又不失骨气的硬汉子。春上小学一年二期的时候，家里四姊妹全上学，大哥还在省城长沙读中专，家里的经济糟糕透顶，每月都是发完工资不够还上月欠的帐，下月一家人的生活只得又重新找朋友借钱。
那时候，工厂有一项特别开支叫困难补助，每年两次，大多是工厂为子女学费所考虑的。最高补助为10元，中间为5元，最低补助为3元，根据当时的情况，春的父母亲至少也可以补助到5元。那时，父亲是班长，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很穷，谁都把眼睛盯向困难补助的名单上。最后父亲和母亲把补助名额让给了别人，而春的学费则由工厂出面，向学校打了一个“学费缓期交纳”的缓期条证明才得以缓解。为了这三块七毛钱的学费，春的父亲足足还了一个学期。
春在澧水河边生活了三十六年，在皇姑山上春戴上红领巾，读小学一年级时，春就成为了全市的三好学生，春的母亲看着春从对河红旗剧院捧回来的奖状，那种甜蜜的成就感显然比春自己还得意。
2
春读二年级时，他的少先队鲜艳的红领巾从脖子上取了下来，一方长方型的“红小兵团”臂章挂上了左臂。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名字被划上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大红叉！这让春显得惊慌失措，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穿着北京蓝夏威夷款式衣服、剪一袭中年妇女短发的女校长曾庆梦被推上台，脖子上挂着“走资派”的大牌子，接受她过去领导下的老师们和一群乳臭未干的红小兵的批斗。春搞不清楚到底是一回什么事情，他不知道“走资派”是个什么东东，也弄不清内奸、工贼究竟是咋回事，但他明白大人们所说的叛徒意味着什么。
记得小哥和同伴们平时玩耍都分成敌对两派，一旦春被小哥揍了，他会很痛恨地跑到小哥敌人那边去告诉小哥他们行动的消息，有一次被小哥发现了，小哥便咬牙切齿地逮住春，将他举过头顶，然后愤然地向地上猛摔，结果春的父亲惊魂似地背着幺儿向公社卫生院奔去，因为春被小哥摔成了骨折。后来母亲拿着木棒要收拾春的小哥，小哥怒气未消地说：谁叫他当叛徒！
春因为挨了小哥的揍而懂得叛徒是什么意思。于是，因为叛徒二字他也高呼打倒刘少奇。至于校长的罪行是什么，春真的不知道。他只记得校长上课时，曾经给他们讲过什么画皮的鬼故事，他便把这些讲给老师听。老师说这就是用封建迷信毒害少年儿童，你要站出来批判她。春还只是个二年级的孩子，写大字报既不会写大字，又不会写文章。可老师说要写咋办？春想到了他从小就很崇拜的小哥，于是，小哥终于给春帮了一个自己都没有弄清楚的忙。
为了响应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号召，春所在的五完小和全市全国人民一道，开始了一场史无前列的挖防空洞的人民战争。春和所有的同学一样，首先开始军事训练，每个学生都从家里背着一支通过各种途径制作的红樱枪，枪头上刷上一层红漆，家里条件较好又特别讲究的学生，会在枪脖上套上由麻线染成的各色缨子，参加学校组织的战备训练，每到晚上和周末学校没有学生和教职员工时，红小兵会自发地扛着红樱枪到学校巡逻，到学校的各个角落检查有没有反动标语，红小兵时时刻刻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为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学校财产不被阶级敌人所破坏而准备着。
当红小兵们结束了当天的军训后，便放下红樱枪，然后又拿起父母们早早准备好的十字镐和二齿锄，在自己上课的教室后面的那个山坡上挖防空洞。孩子们边上课边军训边挖防空洞，春不记得挖断了多少根十字镐和二齿锄，也记不清手上打了多少次血泡，磨破了多少层嫩手掌上的老茧。只要一想到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春和他的同学们就义愤填膺，就干劲冲天，在那段“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峥嵘岁月，春把自己全部的星期日都贡献给了“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反修防修之中。
3
这一年，有一件事情令春终生记忆都无法抹去。
那是一个没有星月的夜晚，春的母亲在酱油车间上二班(即中班)，春从食堂里端了三两饭，正在澧东油厂的小花园里吃二班饭。忽然警笛四起，刹那间戴着钢盔且荷枪实弹的一百多号人，黑鸦鸦的从厂门口涌了进来，很迅速地在厂区内布置了阴森恐怖的戒严。春第一次见到这个阵仗，像是遇到了电影里的日本鬼子一样，吓得惊慌失措地直把一钵饭藏在小花园的一丛冬青之中，然后趴在冬青丛里不敢有丝毫的动弹，他直勾勾地、两眼一眨不眨地盯向会议室。
荷枪实弹的造反派把厂里的保皇派头头张叔叔押进了会议室，一群青年造反派围着乒乓球台，色厉内荏地威逼着张叔叔，看阵式是要张叔叔交出什么，张叔叔的面前插着一把寒光四溅的军用匕首，看得出来张叔叔的浑身都在哆嗦着。过了一会，只见几个全副武装的造反派把张叔叔带了出去。当张叔叔再次被押进会议室时，他交出了“斗、批、改”纵队的大印和一面火红的“斗、批、改”纵队的旗帜。
第二天一早，澧东油厂最高楼的糠醛车间的顶端，“斗、批、改”纵队昔日鲜活的大旗被倒悬着，那被狂风腊腊荡涤的声音，宛若哀鸿凄怆地呜咽着。
春的母亲望着倒悬着的纵队旗帜，眼泪汪汪、跺着脚地指着一个个造反派臭骂开来：“纵队都被你们搞散了，你们还把红旗倒挂着，缺你八辈子德了！你们要斗贾书记，还有没有天理？你们的良心被狗叼走了？！”
春的母亲脾气火爆在厂里是出了名的，她正直善良，爱僧分明。厂里的造反派大都是后生辈，面对着春母亲的蛮横与谩骂，也都只好躲得远远的。春的母亲苦大仇深，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造反派后生们也只有无可奈何地随春的母亲之便，不与她计较了。
但令造反派后生不能容忍的是贾劲生书记都被打倒了，而且严格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春的母亲却冥顽不化地死死护着他，是全厂独一无二的“铁杆保皇派”。
4
春的父亲从一个渴求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积极分子，惊慌失措的成为了无产阶级清理审查的对象。
父亲参加过红军，后来又离开了革命，实有变节或脱逃之嫌；父亲参加过伪军，而且当过班长，双手有没有沾满人民的鲜血？一切都是疑点，父亲的被审查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其实，掌权的造反派对春的父亲应是属于法外开恩的，所谓审查，其实是查而未审，更不用说隔离审查。这其中有三个原因，首先，父亲当年十二、三岁参加红军，一年后因执行任务而掉队，没有变节或脱逃的道理。再说父亲原本是到部队去找口饭吃的，离开部队无疑是将好不容易找到的饭碗给砸掉了，这对当时的穷人来说当属不可思议；二来父亲跑到国民党队伍中去，同样是为了找口饭吃，当上班长自然就可以多吃一点。而父亲年岁稍大一点就离开了国民党伪军，说明他已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毅然抛弃班长的“荣华富贵”和“高官厚禄”，只身逃难到湖南，远离了罪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造反派中，父亲的爱徒颇多，再加上父亲为人厚道，人缘好，口碑佳，并无作恶劣迹。值得庆幸的是，父亲能烧一手好菜，造反派“革命”辛苦，自然就要吃香的喝辣的，而父亲的这手功夫，就正好为造反派尽点心意，替自己找到了解脱。于是造反派在审查过程中，也就对春的父亲查而不审了，还把他安排到食堂专门为造反派的小灶掌勺。春弄不清楚，造反派那时怎么敢“重用”历史不清不白的父亲的，倘若父亲在菜里面下点毒或蒙汗药之类，那结果是不是更令人啼笑皆非？
“祸兮福所依”，父亲的受审，使春一家的政治阴影日渐浓厚,而家中的生活却是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造反派们吃香的喝辣的，那架势就象电影《敌后武工队》里的假武工队员一样，每顿每餐总是大盘大盘的剩下美味佳肴，春父亲就把这些装好带回家里来。那时，春的家里很穷，四姊妹全都上学。（大哥在省城读中专，正参加属于造反派的“桔洲红鹰”战斗队，开展着批判旧市委的斗争。）那时候，吃残菜剩饭是很丢人的事，但春的一家还是吃得津津有味。有一天，大哥造完反回来，目睹我们狼吞虎咽的情景，怒不可竭地掀翻了桌子，三兄妹吓得不敢作声，而父亲苍白的脸面上痛苦的颤抖着，一言不发地望着自己心爱的，此刻正造着反的大儿子。
现在回想起来，春忽地产生了这样的感概，李嘉诚不也酒宴之后坚持“打包”么？那打包的不是残菜剩汤又是什么？愈有钱的人愈显得平凡，而愈穷的人却穷究其尊严和面子！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富人所以富，那是因为他们有一颗平常心，去干平常事，做个平常人。而穷人所以穷，是因为心态不平常，老是追求超常规的事情，结果穷困潦倒一事无成。
5
春的母亲竟然要春的父亲每天为贾劲生书记开小灶，做好之后，还把饭菜送到隔离贾劲生书记的那个房间，若负责看守的后生胆敢拦阻的话，春的母亲就会把他们“砍脑壳剁八块”地骂得狗血淋头。
在春的母亲的心里，贾书记是党的化身，贾书记的话就是党的话。春的母亲太热爱和感谢共产党了。
就在春从澧东油厂回到阳由垸的途中，春第一次看见了坦克。襄阳街的人说，是造反派抢的涔澹农场的军用坦克，造反派中有一个人在部队时当过坦克兵，于是便重操旧业，雄赳赳、气昂昂地开着坦克辗压在襄阳街的石子公路上，当坦克开过闸门，途经春读书的五完小坡下时，坦克忽地像开了锅似的，起初浓烟大作，后来索性就瘫在公路上不动了。
瘫痪了的坦克在公路上天不管地不收的躺了好多年，直到人们不再觉得它的稀罕，在它的身上拉满了屎尿，后来也就不知什么时候从襄阳街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了。
紧接着澧水河两岸骚动了，澧水河中央赫然停泊着一艘军舰(据说是驻在石门县白洋湖农场的军舰)，湘航大楼的“湘江风雷”架起了机关枪，枪口直对着河中央的那艘军舰。
年是全国“武斗”盛行的时期。津市的“工联”派派出了”湘江风雷”和“红铁兵”（当时津市航运局和铁匠铺的造反派组织）去临澧的牛头山一带打击当地的“红联”派。不久传来噩耗，十几名战士被打死，津市造反派煅羽而归
年8月7日，常德“湘江风雷”总司令黄承家（又名黄闯，“一打三反”中因杀人被枪决），冒充解放军，跟随常德军分区军械科副科长路勤等十余人，前往石门县白洋湖省军区农场取枪，当场被群众识破抓获，并关押了两天。黄回常后，扬言要“血洗白洋湖，踏平三板一只角”(八年后，春就上山下乡到与白洋湖农场紧挨着三板那只角)。
8月22日，临澧县“红联”派调动数千名农民和一部分民兵，围攻占据县城的“工联”派和津市“文攻武卫小分队”，双方发生大规模武斗。9月17日，“工联”派联合临澧、津市、常德、澧县等数县武斗队伍，攻打被“红联”派夺取的临澧县城。双方投入数千人，携带轻重机枪、步枪、冲锋枪、迫击炮等现代化武器。仅在大木岗遭遇战中，津市“文攻武卫小分队”就被打死13人。
13具冷冰冰的尸体一具挨着一具地的躺在津市二中的大礼堂，好多的人到津市二中去看热闹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那一年热天持续的时间很长，由于天热，虽然那些尸体旁不断地有人一瓶瓶的香水在洒，仍掩盖不了从那些肿胀的尸体上发出阵阵呕心的尸臭。
这些死难者被工联追封为烈士外，群情都异常震奋。尤其是学生造反派组织更是奔走呼吁，摇旗呐喊，要为死难烈士讨回公道。大多上了年纪的老人和由“保皇派”组成的红联则诅咒着，说这些死难者“孽器”、“忤逆”，说你津市的造反派全副武装，真枪实弹的搞武斗，打到临澧去，让别人给打死了，岂能怪别人！春的母亲也是这样认为的。
不久，春的母亲被派到鸡儿庙，作为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的队员进驻了津市五完小。春的母亲原本大字不识一个，当了工宣队员后，她居然并不过问对“臭老九”的专政和再教育的事情，而是一天到晚怀里揣着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缠着学校的老师教她识字和背诵红宝书。不到一年，春的母亲不仅能够全部认识了书中的这些字，而且还能相当熟练地背诵毛著了，她甚至还能指出电台主持人在播诵时间或出现的错误。在五完小做工宣队期间，春的母亲并不直唤任何一位教师的名字，总是很虔诚地尊他们为老师。“臭老九”们也并不称春的母亲为徐师傅，而是亲切地叫她徐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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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的父亲在澧东油厂的肥皂车间上班，那时，澧东油厂用榨棉油的下脚料加工成肥皂，起初取名“棉油皂”，文革后造反派当权，更名为“红卫牌”棉油皂。春还记得模子上的红卫二字还是沿用毛主席他老人家为红卫兵题字的手书字体，挺漂亮的。当时，澧东油厂的每个职工一个月都能分到五条棉油皂，春的父亲就利用工作便利，常常带一二条回家，积少成多地给乡下亲戚送上几条。
那时，全国各类物资奇缺，煤油叫洋油，火柴叫洋火，购买物资都要计划票证：猪肉要票，食糖要票，香烟要票，买肥皂也要票。有一天，春的班主任找到春，说她的肥皂不够用，问春能不能够在澧东油厂开后门买几条“红卫牌”棉油皂？春满口答应。
棉油皂在市面上卖二毛钱一条，自从更名为“红卫牌”棉油皂后，便卖到了二毛五分钱一条。春回到家里，干了一件从来都不曾干过的、足可以吓出一身冷汗的事，他背着父母从床底下偷出五条“红卫牌”棉油皂给老师，班主任给了春一块钱。春拿着这块钱到了文化路百货商店的文具柜前，花了七毛八分钱买了一本精装的三合一毛主席语录，那是最新最全的红宝书，里面有毛主语录、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中，有一篇文章叫《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春在刻苦钻研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在意买红宝书的钱是怎么来的了。
7
盛夏七月，柔情绵绵的澧水性情大变。河水携卷着黄沙从湘西大山的源头狂泻而下。由轮渡码头右侧的那个小口子涌进来的河水，很快就把紧挨着阳由垸大堤的那个平常干涸的内河灌满了。内河中央有一个半岛，岛上住有三几户人家。与半岛相望的是红旗造纸厂，这个厂规模其实也不算太小，百来号工人，专门生产以稻草为原料，捣成浆后操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要用到的纸，大家都称作草纸。草纸金黄金黄的，商店里每刀卖一毛钱。草纸分为两种：即细草纸和粗草纸。粗草纸用来擦屁股和女人的月事之需，给人一种很恶心但又必不可少的感觉；细草纸是用来商店包装红糖或其它副食品用，每当逢年过节或走亲戚串门子，老百姓总要拧着大包小包的，这些包包都是由草纸分门别类紧紧地包裹着的。后来老百姓为求人帮忙办事或上领导家去，总会很刻意地带上礼物，于是人们便会笑问：扔了几颗炸弹？所谓炸弹就是指这些用草纸包包装的副食品，像红糖、酥糖、米泡糖、饼干之类的。
河水疯涨着，很快就在半岛上的住家撤离不久后，半岛便淹没了，那些住户就在阳由堤上对着已是一片汪洋的家悲嚎着。
红旗造纸厂也被逐級逐级涌上来的河水淹没了。先是河水伴着厂里的纸浆漫出了厂区，整个河面上一片臊红，在盛夏燥热的天空中，到处弥漫着一阵紧似一阵的恶臭。接着便是厂房被洪水淹没了房顶，厂区高高的稻草跺最后也没逃过灭顶之灾，融入洪水之后很快便四处浮荡着，那情景就像乡下的粪缸打翻后的令人作呕。
所有垸内的人都涌上了阳由大堤，他们扶老携幼、拖儿带女地占据着堤上的一块空地，在那里一边骂天骂地骂政府，一边生火做饭，等待着未可知的命运。因为公社干部在动员他们上堤时明确指出：为了确保城市安全，防汛指挥部决定在洪水无法控制的关健时刻将实施炸堤救城。
堤的拐弯处堆满了炸药，洪水在堆满炸药的堤边肆虐着。所有的村民在哭泣声中骂着娘，骂声和堤坝上的蟋蟀鼓噪声、垸内的牲猪叫唤声、耕牛的嗷嗷声混作一团。公社民兵严格按照命令，不准村民把牲畜牵上堤，他们仅拿着床被铺在大堤上，再就是拖儿带女的拿上简单的衣物和粮食坚守在大堤上。
民兵们荷枪实弹地严阵以待在炸药旁边，他们随时随地的等待着上级发布的爆炸命令，虽然垸内也有他们的家、他们的地以及家里的牛羊，他们竟都不为之所动。他们只有一个信念：跟共产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
在乡亲们虔诚地祈祷声中，河水很快退去了一大截。据防汛指挥部说，那是澧水下游的孟姜垸破垸了。
第二天，浩浩荡荡的澧水席卷着从上游湘西荡涤而下的浮渣直向洞庭湖奔去。阳由垸保住了，红旗造纸厂经过这场灾难从此消逝。津市人不再用粗草纸擦屁股，津市女人也不再用粗草纸解决每月的麻烦事，商店里的副食品包包也不再用粗草纸了。津市人的生活质量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上了一个台阶。
作者简介：李华生，年出生，湖南津市市人。年南下惠州客居至今，系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曾在多家报刊杂志任编辑、记者、执行主编等职务，年起以自由撰稿为生。著有大型报告文学集《开放的南国》《又见艳阳天》《纪实惠州》，长篇纪实文学《永远的红烛》《罗浮医话》等多部著作。
摘自《兰草》年第一期“小说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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