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跟着大人走亲戚，闲来无事便在大门口游逛，忽见对面推过来一架轮椅，轮椅上的人正是我的曾祖母。
也许我永远也忘不了曾祖母那时的模样:皮肤和头发是同等苍白，脸上沟壑纵横，仿佛多年未逢甘霖的旱土；身上虚虚地套着一件肥大的细纹蓝格子衬衫，双脚却几不合时宜地趿拉着一双紫红色毛拖鞋，风一吹，那衬衫便夸张地鼓起一大块，令我想春节木屋檐下那些行将熄灭的纸灯笼。惟有一双眼睛还能算得上有一点生气，乌黑透亮，可是没有焦距，木然地将世间的一切摄于眼中，宛如一眼深不见底的枯井。她，曾祖母，整个人无力地瘫在轮椅的扶把间，像一只失水皱缩的桔子，流尽了所有青春与活力，只余一副颓败的空壳。
“姥姥今年多少岁了？”我问。
“快八十岁了。”
“那--她怎么还没有死呢？”--在彼时的我眼中，很老的人，都是要死的。
母亲听了这话，霎时变了脸色，抬手便要向我屁股打将去，一旁的舅妈慌忙劝住她:
“孩子还小嘛，童言无忌，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就是了。”
得了这份赦免，我终于长出一口气，吐吐舌头，一溜烟跑远了。
在跑之前，我特意回头瞄了瞄轮椅上的曾祖母，从头到尾，她始终安静地坐着，面上没有丝毫表情，如一尊雕塑。那句不吉利的话，她到底听到没有呢？我不得而知。
虽然童言无忌，却也有一语成谶的时候。
昏迷多日的曾祖母，被人抬到一口黑咕隆咚的大箱子里继续她的沉睡。十几平米的小屋内，按照乡下的风俗挂满了各式各样五彩斑斓的画儿，却不是春节时那些喜庆的年画，而是绘着众多叫不出名字的魑魅魍魉，皆是青面獠牙张牙舞爪，甚为骇人。而那口漆黑的大箱子前，已齐齐地跪坐着两列宽袍大袖的道士，时而敲锣打鼓，时而高声吟诵，一些晦涩难懂的经文，如同夏夜池塘边一群聒噪的青蛙。
由于厌恶灵堂内喧哗却又压抑的气氛，以及亲人们不知所谓的泪水，我偷偷溜出大门，即刻将那劣质勾丝的素白衬衫帽卸去，以防它们再遮住我鲜艳的红色纱裙和粉红色缀珍珠的蝴蝶发夹--是呵，对于一个六岁的孩童来说，一位甚少谋面的亲人的离世，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跨过门槛的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不久前那句轻慢的，让我差点挨打的话，随即意识回过头瞧，正放在供桌上的遗像。照片中的曾祖母，鹤发童颜，面色红润，正慈祥地微笑着，眼里漾出柔和的光芒，与那日的枯槁全不相同。原来，纵然残弱如曾祖母，也有那样精神矍铄的时候吗？
这个问题在几年后便有了答案。
初二那年，曾祖母的女儿，我的外婆因癌症病故，去时不满70岁。
当我完全反应过来时，已经坐在灵堂里，大厅里回荡着沉痛而悲戚的葬礼音乐，四壁摆满了亲朋好友送来的花圈，红的黄的绿的紫的，一样的五彩斑斓，却没有一丝活气。时隔九年，我再次穿上了那身素白的罩衫，轻薄、冰凉、像披着一层雪似的。
我趁母亲不注意，悄悄钻到角落，缓缓地缓缓地将那身素衣褪下。
其实，当年鲜艳的红色纱裙早已变小，粉红色的缀珍珠的蝴蝶发卡也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煙于尘埃，我之所以不愿穿这身衣裳，是因为它作为“至亲”的象征，实在太过于沉重--那是一种无论身体或心灵都无法承受的，悲哀的分量。
为了清理外婆的遗物，我与家人一同回到了老家。
那天，天气很好，紧闭了三月的大门，衬出满屋尘土随风飘飞，像零落的记忆，我忽然清晰记起，勤劳的外婆，最喜欢在这样一个晴朗的日子，拿着鸡毛掸子将家中的灰尘掸得四散飘舞如雪花，随后就于这别致的雪中，搬一把黄漆木椅，悠悠地走到门边坐下，一面与邻居话家常，一面与“小花”和“白脸”（她养的两只猫）互相逗乐，若是被太阳晒得倦了，便回到房间，躺在松软的沙发上眯一会儿，轻声哼着她最喜欢的《苏三起解》，伴着那软绵绵的腔调，和衣于记忆深处寻梦……
然而墙上的日历终究停在了某一个月份，她素日常爱打理的菜园，此时杂草丛生，瘦弱的小辣椒汲取着那点少得可怜的营养，结出豆粒般大小的泛青的果实，又很快与泥土融为一体，作了野草的养料。可怜这脆弱的植物，在绝境中仍一己之力顽强生长，悉心照料它们的那个人却永远不会回来了。
庭树不知人尽去，春来还发旧时花。
父母从外婆的房间里，整理出一大堆色彩艳丽的衣服，外婆爱美，即便老去依然保留着几分少女情怀，而现在我看着那一片梦一般的绚丽同灵屋及外婆的遗容一起，被浇上汽油，随着星星之火化为飞灰，在风烟中好似一群灰色的枯叶蝶。
我没有眼泪。
草凋了可以再长，花谢了可以再发，此虽被世人冠以“生生不息”之名，但已经凋零的花朵若与归于养育热土，即使今后开出更多与它颜色相仿，姿态相似的花，也永没有重回枝头的机会了。
而一个生命的消逝，绝不同失去的东西可以重新找回，它就如微风吹散青烟，风化销蚀岩石，岁月洗净墨迹--永远没有了，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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