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市市场话沧桑
津市地处澧水下游，水运十分发达。在陆路运输不发达的情况下，以津市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包括澧水流域各县的自然经济区，其幅射面积约二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五百万人。
抗日战争以前，澧县、临澧、公安、松滋等县的棉花、稻谷、杂粮、油菜、小麦、豆类、花生、水产等；石门、慈利、大庸、桑植、鹤峰各县的桐油、木材、皮大梓油、药材、雄磺等均通过水运来津市集散。远销汉口、沙市、宜昌。到民国初年，“美孚”、“亚细亚”、“德石古”等洋行分别在津市设立经营处。洋货销量倍增、农副土特产品输出日渐增多。津市已经是湘西北的一个重要商品集散地了。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一九三八年冬，邻近数百里相继沦陷，洞庭湖区布雷，长江水运中断，敌我对峙，战争胶着。津市虽临近前线，但非战略要地，尚能偏安一偶。湖北、河南、江淮难民流亡来津、汉口、沙市、宜昌、长沙商人携巨款蜂涌而至。津市人口由二万余人猛增至十万以上。一九四一年，由津市经湖北三斗坪入四川的旱道开辟，津市成为沟通湘、鄂、川的交通枢纽。从江北沦陷区大批偷运来津的有布料、百货、西药、染料、瓷器等，旱路批运入川。从四川运入川盐、川广、木耳、药材、部分偷运江北。此时的津市，畸形发展。盛及一时。全市商户达多户。小商小贩比比皆是。新码头两边通道，为湘北逃难的难民摆设一长条百货摊点，经营小百货，生意非常兴隆。特别是津市夹街（现今西河街），酒家如雨后春笋，粉馆面馆，蓬勃发展。川菜馆、湘北馆、下江馆，各显特色。一九四三年全市延业达七十多家。当时人们用“小南京”来形容津市的繁荣。但是，好景不长。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长江水运恢复，大批外藉商人歇业返乡，人口回落到战前水平。加之，国民党实行“戡乱建国”的方针，苛捐杂税沉重，通货严重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贫困，津市市场凋蔽，大批商户倒闭，落入了低谷。
一九四九年七月，津市和平解放。一九五O年，津市先后成立了百货公司、花纱布公司、化工原料公司、土产公司、煤建公司、医药公司、粮食公司等专业公司。当时，花纱布公司在澧县、石门、临澧、安乡、南县、华容等地均设有经营处或营业部，百货公司也在石门、临澧、澧县、慈利等地设有营业部。商品按自然经济区流通。国民经济经过三年恢复，逐步恢复了活力。一九五三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津市又从低谷起步重新繁荣起来。至一九五四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元（新人民币）。一九五五年十月，津市工商局举办了城乡物资交流大会，有长沙、常德、益阳、沙市、宜昌、恩施、宜都、公安、石门、南县等十六县的二百四十七名代表参加，成交额达98.9亿万（旧人民币，折合新人民币98.9万元）。同年六月，工商局又组织了二十六人的工商贸易代表团，参加常德第二届土特产物资交流会，购销总额达46亿元（旧人民币）。在品市场初具活力的基础上，一九五六年元月，市委成立“对私改另造领导小组”，私营商户按行业归口各专业公司管理。元月18日，市人民委员会一次批准十四个行业、一百九十五户私营商户为公私合营，私商改造面达百分之七十七。七月，加强了对小商贩的改造，成立合作商店三十二个，参加合作小组的达八百九十五户，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形成了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一九五八年开始大跃进。商业管理体制实行“政企合一”，商业局、服务局、农产品采购站合并成立“津市商业局”，拆销各专业公司，成立百货、副食、工业原料、土废畜产、生资日杂五个经理部，对各种商品实行大购大销，对地方工业品实行“有什么收什么，有多少收多少”，到九月，调整商业网点，由原来的个，合并为个。实行“以女代男，以弱代强，以老代壮”，抽出强壮劳力支援“大办钢铁”，抽调商业资金大办工业，商业力量严重削弱，自由市场也关闭了，一九五九年后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加上瞎指挥、浮夸风，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物资供应严重不足，一九六〇年自由市场物价高出牌价五倍，凭票凭证供应商品增多，批发市场也因由原来的按经济区划流通改为按行政区划流通，对市场带来极大影响，各县市按行政区划设关设卡，津市、澧县近在咫尺，也不能互通有无，严重制约了市场，津市又进入了第二次低谷。
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调整农业政策，发布了“农业六十条”，调整农、轻、重比例，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在流通领域首先是疏通流通渠道，开放集贸市场。在管理体制上，撤销经理部，恢复专业公司，将小商贩从国营商业划出建立合作商店。市委根据中央精神，狠抓人民生活工作安排；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和日用小商品生产，开展大种大养，改进商品分配。市场又出现了生机。特别是津市市场，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比较充足。外地旅津人员，均感津市与外地迥异。在这一形势下，市委因势利导，决定进一步扩大影响，于六一年九月成功地举办了一次“津市市物资交流大会”。与会的有十四个省、九十八个县市的一百二十多个单位的代表共一千三百多人，成交额达一千四百万元，初步恢复了津市与各有关省市县的经济联系。到一九六二年，市场状况继续好转，经营品种增加，市场物价下降，凭证定量供应的商品由八十六种减少为二十四种，六三年又减为十五种，六四年形势越来越好，高价商品也退出了市场，商业网点达到三百六十多个，个体户达到九百多户，市场出现一片繁荣景象。这一年，常德地委在津市召开了“城市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津市市委书记、主管财贸的副市长在大会介绍了体会，会后，常德“滨湖日报”专版介绍了津市经验，“新湖南报”也专题进行了报导。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横扫“四旧”。大力批判“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和“管、卡、压”，普遍出现不计成本，不讲核算，取消奖励，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所有规章制度被废除，服务质量显著下降。特别是开展对“流通决定生产论”的批判，地方工业产品的收购恢复了大包大揽，地方工业品中电池、园珠笔、袜子、油漆、酒类大量积压，占压资金三百多万元，农村集贸市场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后，市场上连扫帚、簸箕、菜篮子都无处可买。由于限制了家庭副业，猪、蛋、鱼、禽等供应紧张。“文革”中大砍合作商店和合作小组，人员全部下放农村，市场商业网点又减少到只一百多个了。同时，批发业务又恢复以按行政区划组织商品流通。只有石门、临澧、慈利、鹤峰四县的十三个公社在津市进货。供应人口限制在三十余万人。市场活力大大减少，市场第三次进入低谷。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一九七九年起，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一九七九年六月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整顿领导班子、整顿企业管理、扩大企业自主权，恢复奖励制度，恢复合作组织。一九八一年开始试行“经营承包”的试点。在流通领域，实行“三多一少”（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多条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的流通体制。购销形式的变化，改变了商业部门大包大揽的作法，取消了对地方工业产品的包销，改为择优选购。给商业松了绑，商业部门一九八三年即与省内外五十多家工厂直接挂购，扩大了进货门路。同时恢复了传统的县市业务联系。一九八〇年津市举办了“湘鄂边区物资交流大会”，汇集了宜昌、沙市、襄樊、大庸、常德等三十多县市，一千六百多名代表，成交商品七千多种，成交总额二千六百多万元。同时，个体户也发展到三千多户。到一九九二年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一亿零六百万元，比一九八二年增加一倍，农贸市场恢复很快。津市又进入了繁荣时期。但是，由于九十年代中期，“枝柳铁路”正式营运，原来依赖于澧水水道的大庸、慈利、石门、桑植等县，都通了火车，加之澧县层层筑坝，水运极为不便，大都改由火车运输，靠澧水繁荣起来的津市市场，已经失去了昔日的优势。
综观津市市场近六十多年的演变，真是沧海桑田，有因水运发达而发展；有因时局变化而畸形繁荣；有因政策变化而萎缩；有因交通变化而滑落。
End
来源：津市文史资料（第八辑）刘巨之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