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市食盐行业简况
食盐，为人民日常必需品。原先津市不产盐，全靠外省供应。经查考：元末明初，津市食盐，由四川运来，称为“川盐”。均由官方经办，由四川运至宜昌、沙市后，经过淞滋河、藕池河、虎渡河、调弦河等小河支流，分别运至澧县白洋堤靠岸。除供应津市外，再转运至沅、澧上游各州、县，以供民用。清嘉庆二十一年，津市已设立盐务督销局。清咸丰时定每年额销为：二万六千担。根据澧州志记载：
盐法（附盐法厘税）
“国初，额销淮盐二万六千引。原每引改子盐四十一包六分九厘六毫。乾隆十三、十六两年奉上谕每引加盐二十斤，后每引改子盐四十四包一分二厘一毫。每引纳税银二分，系商人交纳，解司转解。每年行销，原无一定。嘉庆二十一年，奉上派销淮盐三万五千六百引，按年计，应纳水程一万五千七百另七张。咸丰初年，粤匪扰江南，淮盐运不通，湖南下游一带，改食川盐，奏准抽厘助响。同治三年，江宁克复，两江总督曾国藩疏请规复淮引故地，由商人赴淮请票运售，官为督销，澧州督销局设津市。”
自后，改为官方经办，商户运销，津市最大最早的运销商是许合兴（清咸丰时）。至民国初年，即已逐渐破产。
一九一一年以后，由于军阀混战，交通阻塞，食盐极为紧张，盐商由五、六户逐步发展至十六户，计有：大生昌、成顺公、谦裕厚、罗生记、同庆昌、行济、福泰瑞、福裕隆、朱顺兴、昌记……等，资金最大的为大生昌，约有光洋三万元，最小也有资金光洋约五千元左右。
经营的方式是：津市的盐商可以向长沙大盐商购买淮盐，也可以向湖北宜昌购买川盐。淮盐由长沙盐商向官方购买、领照，方可运输，每一照为一引，一引四千担。津市盐商向长沙购买后，再间官方登记、完税、进仓，然后按投资多少分发各户销售。川盐由四川省分配口岸，津市口岸属相鄂区，其手续与购买淮盐同。津市管理盐税机构原名津市确运局，后改称津市盐务局。
同业公会的组成：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三一年间，时有战争发生，物价极不稳定，资本雄厚者，则囤积居奇；小本经营者，则朝不保夕。每户柜房内尚贴有“货价当面言定，早晚时价不同”等字样。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由小户发起于一九二六年组设盐业同业公会，地址设福泰瑞内，公推该店经理黄镜如为负责人，每日早饭后在该店内议定统一牌价，并商谈有关业务。还订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在企园酒家设宴两席，商讨有关购销事宜，其经费按每户销售额每担食盐抽光洋一角，作为同业公会开支费用。
抗日战争时期的盐业：。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武汉失守，沙、宜沦陷，长沙大火之后，各方难民，拥挤津市。这时食盐更为紧张，淮盐无法运进，川盐水路不通。唯一办法，只有依人力肩挑，绕道湖北三斗坪山区，向四川盐商购买。每挑重约百市斤左右，往返一次，需时半月，倘遇气候发生变化，有时一月不止。
一九四三年，津市一度沦陷，运输中断，盐价奇涨，每担稻谷难斢五十斤盐，有时只能兑换上十斤，因为食盐有利可图，在日寇撤退后，盐商日益增加，由原来的十多户发展至四十余户。此外，在津市西河街一带，还开设有盐、耳行十多户。全国最大的久大精盐公司，也设有专庄，在津市推销其砖盐，共计约六十户左右。每户均参加同业公会，公会设在协盛盐号内。这时由该店经理金慕儒任理事长。同业公会已不可能起统一议价作用，仅为应付地方各种捐税，统一分摊负担而已。盐业负担各种捐税，占全市六十多个行业的五分之一。同业公会设有办事员二人，茶房一人。抗战结束后，外地盐商陆续返回原籍，至一九四五年底止，尚存二十八户。
解放战争时期的盐业：抗战胜利后，一时交通称便，食盐业务，逐趋缓和，因而无利可图，有的大户折伙；有的迁往长沙另作他图，盐业已呈肃条景象。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以后，国民党溃败部队，或路过津市，或在津市整编，秩序极为混乱，这时盐业仅存三户。商店关闭后，盐业失业人员已达二百四十人之多。同业公会理事长金慕儒于一九四八年离开津市，后公推朱顺兴盐号经理朱振炎接任理事长。面对这一现实，一九四九年六月，乃自行组成津市盐业失业人员合作社，仍推朱振炎为总经理，设总店一所。按照市区上、中、下三段，分设五个销售店。凡属从事盐业的人员，不拘经理、店员、学徒、炊事人员，均可参加。但每人应集资食盐二担，每十天结算一次，籍以维持每人最低生活费用，直至解放。一九五O年四月，因人员复杂，劳资各异，不易开展业务，经市工商局批准，宣告结束。所有人员，由其自行组合，另立牌号，继续经营，部分人员参加政府工作。自后，有的参加公私合营企业公司，有的参加澧东油厂或澧南粉厂，到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绝大多数人均作了妥善安排。从此，盐行业同业公会，即告结束。
来源：津市文史资料（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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