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市之有专业搬运，大抵起于清康熙年间（公元年-年）或稍后。此前，从事搬运者多为店铺之杂工、厨工，间或杂以其他人。即在有专业搬运后的长时间内，某些行业仍保留着这一习惯，只是后来在专业搬运的控争下除零星物资外，大部分交由专业搬运。
专业搬运最初之社会分工是“上供文武衙门奔走差徭，下为出入客商挑运货物”。即不仅从事物资搬运，还要为政府服役。其时，“凡迎接上谕、火牌、折差；四季京饷、京贡；军糈月饷；各处善仓出进谷担以及春秋二案囚笼；各城设厂、发帐……”等，均为搬运工人之力役。这类“力役”，名义上虽有“站贴”（生活补助），但其数甚微，经中转克扣，到工人手，实等于无偿劳动。民元以后箩业、轿业之有公差，而且多无报酬，即沿袭于这一制度。
▲繁荣的津市港
以前，搬运物资非挑即抬，箩筐是唯一工具，所以称搬运业为“箩业”；称“码头”为“箩行”；对搬运工人则轻篾地称呼为“脚夫”。其时，工人分属各箩行。搬运工作是分箩行进行的。货船一般泊于受货地就近之码头，船泊何处，其货即归何处工人起运。津市沿河长七里，为便于起运，清代，曾按大致相近之距离设立九个码头，并以所在街巷命名。如罗家坡码头（今三码头）、关爷楼码头、大码头（约当今板车渡口）、观音桥码头（今轮渡码头）、新码头（今汽渡码头）、新建坊码头、太子庙码头（今湘航进口码头）、三元宫码头、汤家巷码头（今九码头）。后来太子庙码头并入新建坊，乃成八个码头。以前所谓“八抬八挑”中之“八挑”，即指这八个装卸码头。
码头多为大商或群众团体（如同乡会馆）修建。主权攸关，使用者必须征得同意，并给予一定补偿，这种手续旧称“租箩”。“箩”即“箩筐”，此处借指装卸搬运。“租箩”即租码头进行装卸搬运。“箩”以“担”为单位，码头租费系按“箩”计算，故“箩”又指名额。每个码头都有固定的箩额”（即码头能容纳之工人名额）。“箩额”是箩东（码头修建者）最初与有关各方合议所定，以后逐成定规。津市各码头之箩额为：罗家坡码头四十担、关爷楼码头三十二担、大码头二十六担、观音桥码头三十六担、新码头三十二担、新建坊码头三十二担、三元宫码头三十六担、汤家巷码头六十担，共箩额二百九十四担。
箩租系工人负担。工人由箩行头人招募。工人应募后由头人引见箩东，以后即直接向箩东交纳箩租。箩租按年计算，遇闰月加钱若干（光绪年间加一百六十文）。一般分三季交纳，即先年春节交三分之一，当年端午、中秋再各交三分之一。如逾期不交，则由箩行垫付，以后从其工资中扣还，同时另处罚款若干充公（光绪年间为四百文）。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O四年）以前，长沙的箩租每年每担为三千九百六十文（津市无资料可考），后因生意萧条，工食难敷，经街邻、团保与箩东交涉，每年每担减让八百六十文，为三千一百文。其时津市搬运力资每担为八文，如年平均每日以二十担计，箩租约当工人收入十分之一。
“箩”是可以买卖的。箩东有的为急需会卖出部分箩位，但全部卖掉的情况较少。“箩”价视码头业务好坏有高有低，如三十年代罗家坡码头一担箩只能卖一两担棉花，而观音桥码头则可卖两三担；新码头最高，一担箩可卖四至五担棉花。箩位又是可以典当的，箩契也可私下用来押钱。事情往往积久生弊，后来，有的头人乃利用此种情况大搞箩位卖空，而箩东私增箩额，提高箩价的现象也接踵而起。箩业自康熙历雍、乾、嘉、道近二百年相沿不改之制度，咸丰以后无复旧观。
其时搬运，只有一个价格，无泡载实载、路远路近的区别。因为店主认为只有重量才是唯一标准，而不承认其它。在距离上则坚持：津市码头距离大致相近；有横街四条，河街夹街最近，正街居中，后街最远，以正街为标准，远近适当拉平。在清代，工人与店主为力资发生过不只一次的控争。每次控争后，都将排解意见刊石著为章程以共同遵守。可惜这些碑石现均无存。图，是现今仅存之一块，它是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O五年）争帮钱后所立。
民国时的箩业，其制度基本沿袭清代。码头（箩行）头人改称管事。码头一般有管事两人，个别小码头一人，如关爷楼。管事由工人推选。其职责为一人联系安排业务，一人结算帐目。只一人者则一身而二任。管事一般不参加劳动，其报酬为参加工人的分配。全镇有箩业公会，这是一种行业性的组织。职责主要是协调同业间的行动，调停行业内部或与外部之纠纷，并居间作为联系政府与码头的桥梁。箩业公会设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人选虽说是由工人推选，每年改选一次，实际为把头所把持。其办事费用由各码头摊派。
工人进码头需先租箩。租箩需有铺保，并请把头们喝酒。为省事，一般是交管事二担四斗米钱，由其包干代办。工人进码头后，即按规定数额分季交纳箩租（三十年代的箩租一季约为银元一元多）。否则，箩东可阻挑、提箩、暂停或不许工人在其码头上从事搬运。箩租与租箩费用成为工人极大负担，许多人为此不得不借高利贷，债务往往拖数年始得理清。
清代的力役，民国时变相为公差，在城市范围内由箩业扩展至轿业、船业。负担以箩业最重。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出公差的人多，码头时常出现无人搞事的情况。其时，公差分长差、州差、短差三类，或有钱或无钱并不一定。公差由镇派到箩业公会，箩业公会派到码头，码头再按次序轮转到人。轮着什么差即出什么差。如有钱公差，工人可得少许生活费。遇着无钱公差，其生活费则由在家工人负担。但新工人不在此列。码头规定，新工人须无偿地出满“三长六短”公差后，始能进入上述范围。“无偿”是说，出差时之生活费全部自理，即使有钱公差，其钱也要交公。所谓“三长六短”，即三类公差各出三次，因后二类均属短差，故合称“六短”。
还有一种非公差之公差，即为镇、保各级办事人员私人服役。把头们深知地头蛇怠慢不得，每要人即给。自然受累的仍是工人。
公差以短差较好，因一两天即可返回。长差多为军差，不仅时间长，或十天半月，或一年半载不等，而且前途难卜。虽然多数人最后回到了津市，但交差后被拉充壮丁，或一去不知所终，或病伤死于道路者，也不乏其人。故工人多视长差为畏途，每不免谈虎色变。
▲水府庙码头
工人因公差受累，把头则借公差揩油。因公差费为箩业公会掌握，把头们钱帐在手，略施小技即可捞点油水。虽说按月结算，算帐时码头各派两人参加，但多为管事，间有工人也多不识字，所以算下帐来往往是亏多盈少。再就是算帐结束无论亏盈照例要大摆宴席，把头们不仅能大饱口福，而且可以吃完又包，泽及家人，并美其名曰“同差酒”。由于盈亏属码头，其负担最终仍落在工人身上。
民国时各码头之业务范围，是按地段划分的，畛域极严，有同一店铺，因堆货地点不同而分属两个码头者。如“三泰恒”碓坊（约在今一旅社对面），前屋属大码头，后屋属关爷楼码头。各码头为防止业务被夺走，常派工人在区域内巡逻，发现越出区域情况，即予制止。为此，工人间常不免发生争执乃至斗殴。其时也有行店自行雇人搬运者，原油榨坊一带之花行就常这样。油榨坊为汤家巷码头业务区，汤家巷码头工人因此曾与非专业人员发生斗殴。后因江正发支持码头工人，业务才未被夺走（江原为土匪，后被国民党政府收编，被任为伪团长，时驻津市）。
那时的业务，除正常的季节性淡、旺以外，还有因时局影响的特殊情况。一般的淡季，负担重的工人，可兼带给人挑水或干点杂活，以弥补搬运收入之不足。在特殊情况下，就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也不是兼干点杂活所能解决的。像一九四二年以后，因抗日战争的影响船只不能进出，那时几乎所有搬运工人均面临着失业的威胁。此时幸于湘鄂边之崇山间开辟了一条通四川的小道，许多工人乃得以改行从事挑货去三斗坪的长途运输。这种情况持续时间较长，搬运业务渐渐恢复生气。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市场不景气，使搬运仍处于半饱状态，直至解放。
津市从事搬运之工人，大部份来自附近农村，小部份为流落津市之外乡人（其中有国民党军队下来之官兵，也有外地逃难之老百姓）和本地之贫民。其时，码头无工棚、食堂，家在农村者即早出晚归，包饭上街；无家者则在关爷楼、大码头之亭子上栖身，就食于小饭馆或熟食摊。他们，或困苦穷蹙，郁死于破庙之中；或不堪劳顿，倒毙于出差路上；或老病伤残，沦落于乞丐之间。幸存者，无论原为农村还是外乡者，多终生以搬运为业，在津市定居下来。津市现在庞大的搬运队伍，就是在以他们为基本力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搬运的专业化，是社会的自然分工，是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而出现的。但封建或半封建的特定历史环境，只给它以生存的条件，而不允许它进一步发展。它是在内力的推动和外力的桎梏的夹缝中，挣扎着一步步走过来的，所以它身上带有明显的历史的伤痕——封建性。这种封建性。除表现为那些陈规陋矩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即没有割断它联在母体一—封建徭役——身上的脐带，仍然负荷着沉重的力役。这些就是过去专业搬运得不到发展，搬运工人在困苦中挣扎的根本原因。当然，那些陈规陋矩，沉重力役，层层盘剥，已随旧社会的过去而不复存在。但作为存在过的社会现象，它将作为历史永远留存于文字记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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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津市文史资料（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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