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的兴隆山，峰峦叠翠，清新怡神。
沿新铺的柏油路，寒山小镇，仿古小楼，蓝天白云，游人在溪水、花草、青石的簇拥中，享受清幽、安逸的气息。
榆中南高北低，下了兴隆山，汽车向县城方向，在川地间疾驶，一片片绿油油的菜地不断闪过。较高的海拔，开阔的土地，凉爽的夏季，昼夜明显的温差，让这里成为高原夏菜之乡。
这些菜变成名优特产，输入北京天津的菜篮子，支撑榆中过半农民的钱袋子，也就是过去三年的事儿。
《天津日报》消息，三年来，天津市宁河区把最宝贵的资金、最优秀的干部、最好的技术人才，毫无保留地投入到对口帮扶、脱贫攻坚一线。
在甘肃榆中县，天津宁河区投入产业扶持资金万元，帮助个贫困户实现了稳定增收。医院、教育局也做了医疗、教育上的帮扶。
详见《让榆中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天津宁河区与甘肃省榆中县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侧记》（天津日报记者，何会文）
这本来是件好事，东西共建，精准扶贫，只是这几年这样的新闻比较多，一般上不了热搜。
偏偏7月30号，榆中-宁河就上了热搜，好事之徒挖出来去年两封榆中孩子写给宁河学生的“嘲讽式”感谢信。
《新京报》转了这封信，信笺抬头是榆中县周前学校，落款打了马赛克，露出作者姓程。
信我不引用了，拍得很清楚，大家自己看。程同学句句揶揄，但是字迹娟秀，语气流畅，充分表达了她的非典型感谢。
另有同学写了信，涉及“感谢你们寄给我们的文具，但我们并不需要”，“自责认识了你们”，等等。我没有图，相信《新京报》不会杜撰。
这让很多网民不解：“现在孩子的心态怎么这样啊？”
《新京报》评论员说，“感谢信”本就是种形式主义，既过时又老套；两份“感谢信”里有恶作剧式气话，引导就好，无须苛责。
它指出“有关方面”在帮扶过程中，并不理解受助方的真实需求，一提到“手拉手”“结对帮扶”就窄化为“送文具、捐书”，言语间还流露出些许优越感，这让人不舒服。
公平地说，天津宁河区与甘肃榆中县建立了完整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帮扶机制，仅教育帮扶资金，就投入超过万元，捐文具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闹出“嘲讽式”感谢这个梗，《新京报》说，主要两个原因：一、信息不对称下的不经意言语，刺痛了少数甘肃榆中孩子的自尊心；二、捐文具活动流于形式，自以为是，盲目浪费。
我不知道宁河的同学们在加榆中学生QQ前，有没有抽空去百度地图上看一看，榆中到底在哪里。如果他们查了，一定会知道，从周前学校坐车去甘肃省会兰州的老火车站，只有区区40公里，只有宁河区到天津主城区距离的一半。
榆中山川大气、交通发达，在省会郊区，甚至还有个大学城，县内7所甘肃高校在那里设了榆中校区。百度上再搜一下两地的人均收入，年榆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元，与宁河区年末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几乎相当。
天津的决策者是清楚这一点的，天津市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1月22日《关于年天津帮扶资金安排的函》中明确：结对帮扶的甘肃省25个县中，15县为“非深度贫困县”，包括榆中。
还可以再对比房价、购买力等等，宁河的孩子们可以继续。他们不难发现，对方城里的孩子，并不比自己穷。自己买得起的文具，对方也会轻而易举地获得，完全不需要别人居高临下地说，歪，拿去！
咱们感谢这个梗，它让有心帮助别人的人反思，如今的贫困，已经不再是缺衣少食，破破烂烂，而是城乡人民不断增长的对公平和均衡的不懈追求以及实现这些追求的道路上还需要克服的障碍。
很多企业和个人，对自己的扶助对象有刻板印象，看到对方穿着体面，举止大方，甚至还有“吃龙虾”、“住高楼”、出门旅行的经历，就后悔、发怒，觉得善意被辜负、帮错了人。
他们活在自己想象构建的道德崇高感里，在这种感情支配下，他们挑剔于对方是否完美受害，完美贫困。随着绝对贫困在中国消失，贫困线水平也会抬高，显然，他们落在时代后面，固执地寻找经典式贫困。
我想这种刻板，源于懒惰。要想扶贫扶对人，就不能掏钱了事，而是要做好功课，调查研究；不光要找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还要平心静气，俯下身躯，真正动脑筋想清楚，我能带来什么真帮助，造福真正需要的人。
这个梗也让我们知道，在帮扶的过程中，尊重大于同情。中国人历来讲，君子不食嗟来之食。在国外的影视剧里我们也听到这样的台词：Youcantakeeverythingfromme,butnotmydignity.我可以失去一切，但不失尊严。往好了讲，自尊才能自立、自足、自强。往坏了说，失去尊严的脊梁，一个人将永远依靠别人的施舍活下去。
我们其实要感谢榆中孩子们的揶揄。哪里有差异，哪里就有贫困。贫困不可怕，傲慢与偏见才可怕。施舍式扶贫只会摧毁人们追求平等和正义的勇气，叫他们惯于低人一等。是这种嘲讽式感谢，让我们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路数多么刻板，自己的思维多么贫困。
握笔如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