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如流水，一转眼，我也快80岁的人了。很多陈年旧事沉浸在我脑海中，让我记忆犹新，因为它见证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让我深深体会到个人的前途与祖国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过“门槛”
门槛是区別屋内屋外的界限，设置门槛，就是体现内外有别。在封建社会，它还是主人尊严和身份的一种体现，门槛越高，主人的地位也越高。古代的人们还相信有什么门神，进出的人是不能踩在门槛上的。当今社会，人们仍有地位和职业的不同，进进出出都有条件限制，因此“门槛”含义更为广义，被用到了各行各业。
我出身于工商业家庭，我的父亲出生在江西吉安县大冲乡的一个偏僻的穷山村。年冬，我回到吉安，竟然还没一条像样的公路。为了活计，父亲14岁就外出到津市一家棉纺商场学徒，随后经过多年摸爬滚打，积累了一点钱，开始独立经营棉花生意，成家育儿。年日寇轰炸津市，棉花被烧，家产几乎被洗劫一空。父亲无奈之下，带着儿女逃到了浏阳县永和镇，并在江西老乡的帮助下，重整家业，做起了小生意，以维持全家生计。为此土改时，我家的成份被定为工商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家庭成份自然成了划分阶级的主要依据。那时候，毎个人的家庭成份、个人出身都被记入档案，成为考察的重要内容，毎年填写的履历表都有家庭成份这一栏。
年7月，我从攸县师范毕业，分配到炎陵县沔渡小学，实现了人生的转折。凭着一股热情，我认真钻研业务，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曾到县一中、二中、县五七师范、教师进修等学校任教。在沔渡小学、县一中，还主持过全学区、全县的数学公开课。在教师辅导站，我为提高全县的教学质量竭尽全力，得到了湘潭地区教育局的高度赞扬，并计划将我调地区教研室，只可惜县教育局不肯放人。然而，我在毎所学校向支部递交的入党申请书都石沉大海，杳无回音。就是“工商业”这个家庭成份成了我难以跨越的一道门槛。
那个时候，学校党支部也都把它看作一道高压线，不敢吸收成份较高的同志入党，否则就得戴上阶级立场不稳的帽子。久而久之，我也知道这期望是竹篮打水。当时，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凡是家庭成份较高的人，都被另眼相待，都得提心吊胆过日子。特別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五类分子”及其家属更是难逃此关，成为毎次运动的批判斗争对象。沔渡镇夏馆村老古庙组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有个农民，解放前抓去当兵，后来在国民党部队当了炮兵连长，在台湾驻防期间结了婚，解放前夕带着妻子回到了家乡，老老实实务农。年，还有位在农业银行工作过的，因为说错了话，划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公职回到了家里。另有一个衡阳青年，因为家庭成份过高，高中毕业进不了大学，来到这里与一位农村姑娘结了婚。毎次政治运动一来，他们便成了台上的斗争对象。有很多人开玩笑说，这是“老中青三结合”。队上的干部群众都知道他们安分守己，所以运动一来，便做点样子让上面看看而已。
年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家庭成份被取消了，“血统论”这个门槛也被拆掉了。夏馆村那个国民党连长从台湾带回来的妻子选上了市人大代表。那个“右派分子”也平了反，恢复了工作。很多出身地主，富农，商人的子弟也进入了大学。一种从未有过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年春，一张入党志愿书也终于摆到了我的桌上。屈指一算，我跨进入党的大门，整整用了20年之久。门槛可以用各种材料做成，因此门槛也就五花八门。单位、企业为了招聘员工，学校为了招生，设置了很多条件，如年龄、学历、分数、工作年限等等，这就是门槛。你没达到这些条件，就进不了这个门。创业者为了办企业，也要遇到很多关卡，要跑几个或十几个部门，办各种各样的证件。很多进城的打工仔、打工妹也因为种种条件限制，办不了城市户口，买不到住房，子女上不了学，可谓是无形的门槛一个又一个。有形的门槛确实让人不便，老人、小孩可能会摔跤；无形的门槛更会伤害人的积极性，妨碍社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废除了很多条条框框，拆掉了很多门槛。能人可以大显身手，平民百姓可以享受平等的权利。积极性大大提高，各项事业大步前行。“无规矩不成方圆”。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如《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这些文件的出台，拆除了一道又一道门槛，方便了群众，鼓励了创业者，也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所以门槛，该拆的就得拆，该设的还得设。
苦日子
年7月，我参加工作不到半年，就遇上了历史上所说的三年苦日子。那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造成的。年开始，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被称为“三面红旗”，广播天天叫，人人嘴里喊。墙壁上，大路边，山头上也挂满了“人民公社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之类的巨幅标语。工作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随之愈演愈烈。
那时候，我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过万斤”“大炼钢铁，十五年赶超英国”之类的口号。在“两个矮子比一个高子高”的“理论”指导下，很多高寒山区也被强迫种上了双季稻。不少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责任制也视为单干被批判，被取消。这些无视科学，违背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做法，必然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老天爷老不下雨，全国一下子跌入粮食大面积减产的深渊，农民贫困、饥饿、疾病交集，饿死人的现象不断发生。
那时我刚调入酃县一中工作，比农村要好得多，每月25斤大米，32.5元工资。上级政府号召每个干部毎月节约一斤粮食，支援国家建设，因此每月还有24斤，平均每天8两，早餐2两，中餐、晚餐各3两。食堂为了搞点节余，实际还不足。食油、猪肉、白糖等食品和布匹也限量凭票供应。猪肉5.5元一斤，我一个月工资，只能买上5斤多。因此，食堂很少有猪肉吃。钙粉做的饼干前面加上“高级”两个字，叫做“高级饼干”，每斤六七元，一年到头吃不上一斤。年寒假，我到姐姐工作的地方平江县城过年，姐姐给了我半斤副食品票，我高高兴兴到一家副食品店排队购买，结果身上20多元钱被扒手偷个精光，副食品没吃成，连回酃县的车票钱也是姐姐给的。
当时，我才20岁出头，24斤米肯定不足。遇到要带班砍柴那天，更是饥饿难挨。那个年代，学校还是烧柴做饭，班级轮流上山砍柴，而且还得上到笔架峰附近。为了省力，师生都是选小树条砍，然后捆成两把，选一条光滑的树枝做扁担，插入两把柴的大头之间，将小头扎在一起放在地下。这样，一头在肩上，一头在地下拖，人就感到轻松多了。那时我和范家惠、梁锦乐等几个年轻教师玩得比较好，好几次从市场上买回一两斤南瓜，晚上就在房里煮着吃，没有油，就放点盐，吃起来也很香甜。这就是当时说的一句话：“粮食紧，瓜菜代。”
和教师比，学生就差远了。十多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怎么办？不少学生跑到红薯窖里捡回一些烂红薯，在教室里烧着吃，整个教室乌烟瘴气。老师站在讲台睁不开眼，学生也无心听课。有的学生干脆“铤而走险”，晚上跑到厨房偷饭吃。结果炊事员向校长报案，一经查出，开除学籍。我任初43班班主任，班上有个叫尹福长的学生就是为此被开除学籍，回到了沔渡洞里村。八十年代，他担任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我曾见到他，谈起此事，他只说了一句话：“只怨那个时代。”
与城里比，农村就苦多了。粮食产量本来就不高，上交国家和大队后，剩下的就更少了。农民想养几只鸡，种点蔬菜也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社员全凭工分领粮领钱，没有劳力，就挣不到工分，也就没有粮食，没有票子。农民饿着肚子做事，没有积极性，一天做不了半天事。结果是“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来了个恶性循环。很多学生为了工分，就此辍学，回家顶个半劳力。
为保入学率，学校每期开学，都得花上几天时间跋山涉水，挨家挨户动员学生入学，这其间不知跑了多少冤枉路，但收效甚微。生活苦，工作苦，办公条件也苦。几个老师挤在一间办公室，一把纸扇扇一个夏天。数九寒天烧木炭过日子，好多没有烧透的木炭冒着浓浓黑烟，熏黑了墙壁，熏黑了桌椅，也熏坏了眼睛。砍柴，烧木炭，山上的树被砍了，森林被破坏了，万木苍翠的湘山也变成了光秃秃的荒山。
后来，张平化回到酃县，登上湘山一看，好不痛心。并与县委一道，认真总结‘五风’错误带来的经验教训，指示把湘山重新绿化好，要建成酃县的一个绿色公园。这才有了今天供人休闲旅游的湘山公园。
苦日子过来的人如今都是古稀之年了，他们仍都保持那种艰苦朴素的生活。一些年青人并不理解，今天我把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写下来，就是想提醒人们，我们要加倍珍惜今天的幸福日子，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美好的未来，改革开放挽救了中华民族，让中国变得繁荣富强，并且让全国人民过上了好日子。
缘结鲁坑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久，中央一声令下，小学下放到大队村办，全县多个大队一哄而起，都建起了完全小学。炎陵山多树密，建学校并不难，几个月时间，几间泥坯房教室、住房就拔地而起。可教师从那里来，就是一个难题。按照当时全县的公办教师算，除满足乡办中心小学外，每所大队小学最多只能派一名公办教师，其余的都得就地取材，找几个初中毕业生，有些山区初中毕业生都没有，就只得找高小毕业生充数。这些就地取材的教师就叫民办教师，没有工资，和社员一样，拿工分。
就这样，全县五六百名民办教师没经任何培训，就匆匆走上讲台。年下期，县教育局（当时称为革委会教育组）着手创办“五七”师范学校，分期分批培训这批民办教师。就这样，我被调入“五七”师范学校，担任数学教师。学校办了三年，培训了多名民办教师。年6月，“五七”师范停办，设立县教师辅导站。我又被调辅导站任数学辅导员，长年来往于各乡镇小学，听课、调研、辅导一把抓。
就在辅导站成立不久，我来到了当时的塘田乡澎溪村鲁坑小学。那时，学校设在生产队的一栋泥抖的两层楼房仓库里，楼上是仓库，楼下一间教室，一间老师的住房。三个年级，30多个学生。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马安健老师，他穿着朴素，和当地农民没什么区别。对话中，我才发现，他和我同一年（年）出生，同一年走向讲台（年）。只是文化程度不同，我是中师毕业，他是初中毕业。
那个时候，炎陵教育落后，农村里初中毕业生都很少，“大跃进”中，他应聘到本村棚村小学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年秋，马老师被调到四面环山、地处偏僻的鲁坑小学。我在师范读书时，《教育学》有一部分专讲复式教学，同时还多次到小学听复式班的课，所以对马老师的复式教学并不陌生。
马老师没读师范，也没培训过，可课中的动（授新课）、静（学生作业或预习）安排得有条不紊，特别是自制的教具用得很巧妙。一个拼音演示器是用一个两尺多长的木匣子和两个硬纸片做的小孩合成的，一个小孩推着声母车向右推，一个小孩推着韵母车向左推，两车相碰发出字音。学生看着，感到形象生动，一下子就掌握了“前音轻短后音重，两音相撞猛一碰”的拼音要领。
在学校，我看见几个未到入学年龄的孩子在隔壁的一间屋里拿着玩具玩，也看见马老师床上睡着两三个孩子。我本想问问马老师这是怎样一回事，后来还是一位家长告诉我，在那个年代，农民靠工分吃饭，家长忙于出工，只得将能上学的孩子留在家里带弟弟妹妹。马老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经过一番思考后，便向家长宣布，学生可以带弟妹上学，家里有困难的学生可以迟到、可以早退。这一下，该入学的孩子都带着、背着弟妹来上学了。
马老师因势利导，在学校办起了幼儿班，买了许多玩具给他们玩。睡着了，就把他们抱到自己床上。有的小孩拉屎拉尿，他毫不厌烦。上午弄脏了，中午洗净烘干；下午弄脏了，晚上洗净烘干。我在走访队里的一些干部和家长期间，听到最多的是马老师到鲁坑学校后发生的变化。马老师利用劳动课和放学后的时间带着学生挖金刚蔸，摘山苍子卖给供销社；带领学生挖了三口小鱼塘，培育鱼苗卖给附近村民；带着学生在生产队划给学校的三分地里培植树苗，卖给附近的沿潭采育场，搞“勤工俭学”。学校有了钱，从年开始，学生一律免费入学，同时，还为家庭生活困难的孩子添置了衣服、文具。多年来，鲁坑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和巩固率都是%。
一位村干部还向我谈起了马老师抢救儿童的故事：离学校不远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用四根杉木搭成的简易木桥，两边没有护杆。每逢大雨来临，山洪暴发，马老师都得早早来到河边，把从对岸来上学的小学生一个个背过桥来。一次大雨过后，河水咆哮，幼儿班孩子尹灵剑随哥哥来学校，没等老师过来，就独自过桥，刚走出几步便失足跌入河中，被洪水冲走，情况十分危急。马老师来不及脱衣，当即纵身跳入河中，在被洪水冲出70多米处将尹灵剑抢救上岸，并把他背回家里。灵剑的母亲见到马老师全身湿透，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称赞马老师是孩子的再生父亲。
鲁坑小学之行后，我把马安健老师的办学精神和教学方法向教育局领导作了详细汇报，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不久，教育局在鲁坑小学召开了现场会，摄影师唐学琴、李世雄和书画高手曾如松到现场摄影、绘画，举办了一次展览。我也参与了布展设计和文字说明工作。此后，马安健老师连同他所在的鲁坑小学开始扬名全县。我也频繁地来到这里，一边学习，一边总结。
年，是马安健老师最不平凡的一年，这年冬，马安健老师先后被评为特级教师和全国劳动模范，整理上报的先进事迹材料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跑鲁坑，去湘潭、长沙，忙了好几十天。当时上报的全国第一批特级教师和全国劳模材料要求都比较高，我在省政府招待所住了三四个晚上才改写好，我也有幸第一次踏进省政府的大门。
更有缘的是，我和马安健老师都在这一年十月，也就是新中国成立30周年之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人同年出生，同年走向讲台，同年入党，中间相隔都是二十年，这真是缘份呀！年，我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山深处育新人》和协助整理的《三头复式班教学规律试探》先后刊发在《湖南日报》和《湖南教育》杂志上。此后，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年机构改革，我调离教育部门，供职于县委党史办公室。原想致力于研究、宣传鲁坑小学和马安健老师的计划只得交给他人。
年9月10日，第31个教师节之际，我应邀来到了阔别多年的鲁坑小学，参加“感恩文化园”开园仪式。这是当年被马老师在洪水中抢救上岸的尹灵剑捐款30多万元建成的。尹灵剑在鲁坑小学念完三年级后，经过在完小、中学的刻苦努力，考上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经多年打拼，年在长沙成立了“美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为报效鲁坑小学和马老师的再造之恩，他捐资新建了这座“感恩文化园”。他说：“个人能力的提高，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社会。”园内有座“爱母亭”，也正是按马安健老师所说“教育学生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母校，热爱自己的母亲”而命名的。
今非昔比，现在鲁坑小学已建成占地面积14亩、建筑面积平方米的园林式校园，并成为全国复式教育教学示范学校，湖南省首批教育科学基础教育学科基地。还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ESD项目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教育课题组的好评，其称赞该校是“中国农村教育创新的一颗明珠”。
马安健老师也先后荣获“有突出贡献发展农村教育专家”、全国优秀班主任、“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孺子牛金球杰出奖”、湖南省徐特立教育奖等荣誉称号，并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第七、八、九届人大代表。退休后他仍兼任中国教育学会复式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湖南省教育学会复式教学研究会理事会理事长，鲁坑小学名誉校长等职。马安健老师的敬业精神和他在教育事业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为后辈树立了标杆，弘扬了正能量，作为他的亲密战友，我从内心感到自豪和骄傲。
来源：神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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